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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记事 作者: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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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记事 作者: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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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 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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