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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者: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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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者: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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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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