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驰道级别的这种国家工程之外，秦帝国在建立之后，对新占地区的地方修路工程也不在少数。

    但是根据张嘉师的理解，这种地方级别的修路工程相对于驰道而言，并不是一个规模太大的工程量，而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没有驰道那么多。

    只不过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秦帝国建立之初，很有可能为了完成车同轨这个标准，而对于一些地方道路也进行相应整改，若是这个整改的规模不小的话，从综合而言，秦帝国的整体道路见识力度，甚至是过后世的一些王朝甚至是将大运河整合连接起来的隋朝。

    张嘉师无法估算秦帝国的道路工程到底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他只知道在很大一方面而言，始皇帝的国策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始皇帝太过于求成，不恤民力的恶果在始皇帝后期已经出现，并且逐渐演变成推翻秦帝国的秦末农民起义的最大因素所在。

    在很大一方面而言，若非是始皇帝操之过急，若是让秦帝国有一定的时间展民生，体恤民力，那么始皇帝所推行的国策，也许在始皇帝一朝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秦帝国很有可能会完全避免民怨沸腾这个恶果而得以更长久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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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了秦帝国的道路工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外，史上说记载的“灵渠”，同样也可以算作是这样的一个范畴。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其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

    灵渠水系由北南两渠组成。北渠俗称湘江新道，全由人工开凿而成，大致与湘江故道略成平行，渠槽在田畴间，其水位高过湘江故道，湘江水在分水塘经铧嘴分流和大小天坪坝引流后，约7分水流入北渠，在高塘村与湘江故道相会，全长325公里，最大引流量为12立方米每秒。

    南渠自南陡口起，过严关，流至溶江镇老街的灵河口入漓江，全长约3315公里，南渠引湘江水约3分，最大引流量为6立方米每秒。灵渠自越城峤至溶江镇的灵河口一段约29公里，主要的自然河流有4条。一为越城峤以南的始安水，源出越城峤与点灯山之间的山谷，流程25公里至铁炉陡附近汇入灵渠；一为源出台板石之石龙江(又称清水河)，北流1o公里后再折向西流至灵山庙入灵渠；一为源出唐公背山之马尿河，北流13公里折西至严关零西村入灵渠；一为源出三青岩，经梅村垌至乐施堂，再西至青石陡入灵渠，长15公里。

    北渠自南陡口往北经兴安县城、大湾陡、折向西北穿越越城峤至铁路村会始安水，长4公里，全为人工开凿的航道，宽8～15米，水深1～18米，河床全为泥沙结构；始安水入口以下向西流至灵山庙，石龙江与灵渠汇口处，河长615公里，系将灵渠支流始安水小溪扩宽加深，挖成弯曲航道，宽8～15米，河床多为泥沙结构，水深o4～13米；自灵山庙以下续向西流经严关乡至溶江镇老水街灵河口此段228公里，为灵渠干流经过整治的水道，渠宽15～5o米，水深o5～3米，河床为卵石和泥沙构成。

    秦并六国后，秦始皇为开拓岭南，统一中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命屠睢率兵5o万分5军南征百粤，每军要占领五岭一个主要的隘道，而占领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军。最初遭到当地民族的抵抗，3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督率士兵、民夫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统一岭南。

    东汉建武十八年，交趾女子征侧、征2反叛朝廷，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继续疏浚灵渠。

    唐宝历元年(825年)，渠道崩坏，舟不能通。桂管观察使李渤下令垒石建成犁铧形的拦河坝，即大、小天平，使河水分流进入南、北渠道。并在南、北渠道上设置壅高水位以利通航的建筑物陡门。秦监御史禄凿渠时灵渠的工程设施，只能从通航的可能性来判断拦河坝的存在，经过李渤的改建，才有了关于拦河坝和陡门的记载。唐咸通九年(868年)陡防尽坏，渠道淤浅。鱼孟威刺史将沿河4o里用石块砌堤岸，用大坚木做成木桩植立为陡门，陡门增至18重，方通巨舟。用工53万，用钱53o余万缗。

    北宋庆历四年(1o44年)，桂林衙前秦晟监修灵渠。庆历五年二月竣工，85万，用钱756o余缗。所有工料全由兴安、临桂、灵川3县差拨。北宋嘉祐三年，提点广西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修灵渠，用民夫14oo人，34天竣工，共用工476万个，此次维修采用“燎石以攻，既导既辟”的方法，清除渠内碍舟礁石，并将灵渠陡门增至36座。

    南宋绍熙五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朱晞颜修灵渠，于十二月初动工，至月底竣工，计用工25万，用钱3oo万缗。

    元至正十四年，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乜儿吉尼修灵渠，于九月动工，至第二年一月竣工，计用工148万，用钱5ooo缗，修复了铧堤及陡门的溃坏处，舟楫以通。

    明洪武二十九年，监察御史严震直主持修灵渠，动用民夫911o余人，于九月十一日兴工，十一月底竣工，修成渠堤岸长126丈，阔66丈尺、高5尺，筑渼潭及龙母祠前土堤151丈、阔5丈、高o5丈，增高中江石岸45丈，疏渠道5159丈，修斜坡、湎坡、泄水坡5处，砌灌田水涵24处，砌陡岸36处，共用石块石板28万块，桩木155万余根，石灰6749万余斤。

    这次维修，由于加高了大、小天平，2座溢洪水涵泄水量较小，遇洪水时则冲毁堤岸，洪水尽流向北渠，南渠水浅，既不能通航，又影响农田灌溉。因而于永乐二年(14o4年)二月，修复如旧。

    明代另一次较重要的灵渠维修是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由于洪水泛滥，渠堤毁坏严重，由全州知府单渭主持维修。“用巨石以堵铧嘴，措鱼鳞，缮渠岸，构陡门”，三十六陡中凡有缺坏者均修葺一新。这是有关大、小天平坝上采用鱼鳞石护砌的最早记载。

    清康熙五十三年，天平石诸险工倾决殆尽，陡门仅存14座，巡抚陈元龙率通省官员捐俸修治，重修被毁的大小天平由原来用巨石平铺坝顶，改砌成龟背形，将累卵状的鱼鳞形石改用长石直竖。陡门修整了尚存的14座，将已废弃的22座陡门修复了8座。凿去湘江及漓江险滩礁石19处。陡门过去皆用丛石砌筑，这次全用巨条石合缝浆砌，用银24万两有余。

    乾隆十九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奉旨修灵渠，由桂、平、梧、玉观察使富明安任总修官，庆远府同知查礼为协修官，兴安县令梁奇通任承修官。于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乾隆二十年春至三月二十四日两阶段整修，计修堤和鱼鳞石1o2道，修坝1道，修陡门16座，并疏浚渠口积沙，天平坝基尽钉松桩，上面用青石密砌，两石相接处均以生铁锭钤锢，共用银49oo余两。

    清嘉庆二十四年，广西巡抚赵慎畛捐俸修灵渠，由桂林知府周之域监修。于九月十五日动工，至十一月二十日完工。计用工1496万个，用石256丈，用灰12万余斤，用桩木56o余根，杉木64根，用银1775两，主要维修陡门。至此保留陡门32座。即北渠4座，南渠28座。

    光绪十一年，洪水冲毁分水坝及南北陡堤，广西护理抚院李秉衡请旨奉准修渠。因铧堤旧址填淤，改建于原址下游3o丈，大小天平叠石如鱼鳞，接逢处胶以灰泥，外复巨石。并修北渠3陡，南渠19陡，修四贤祠、飞来石、蛤蟆塘、泄水天平、黄龙堤等石堤5道。新建滑石、鸾塘、牛角3陡。

    工程自光绪十一年一月兴工，十二年五月完工，用银94oo余两。又于光绪十二年十月动工修了社公坝和新陡海底，凿去石门坎、倒脱靴、黑石坝3处暗礁，用银8oo两，现今所见灵渠，大致就是这次维修后面貌。

    民国21年，兴安大水，大小天平部分损坏，兴安县长田良骥补修43～75丈一段，长1o7米。

    从以上的灵渠维修工程的记载可以想象的是灵渠在修筑时候所动用的人力物力，绝对不会少于洪武时期修缮灵渠的相应工程量。

    但是从这些修缮的记载而言，灵渠虽然是劳民伤财，但是绝对不能说是于国于民并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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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渠的凿通，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大批粮草经水路运往岭南，有了充足的物资供应。公元前214年，即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

    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灵渠虽经历代修整，依然挥着重要作用。

    灵渠作为一条运河，要作用是军事运输。唐代鱼孟威在《桂州重修灵渠记》中说，“秦命史禄吞越峤而凿之，汉命马援征徵侧而继疏之。”

    自秦始皇兵岭南开始，历史上许多与岭南有关的战事均离不开灵渠。大批兵马和军需物资经湘江-灵渠-漓江这一航线运入岭南，灵渠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反判汉朝，汉武帝令“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汉军分路南下，向广州进攻。其中“下离水”的一支汉军，就是取道灵渠入漓江抵苍梧。翌年，南越国灭亡，汉武帝统一了岭南。

    东汉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2姐妹叛汉，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大军取道灵渠，南平交趾。马援南下的行军路线，主要是从湘江水路经灵渠转入漓江下桂江，再沿西江至合浦港，开辟了广西、广东经南流江至合浦通往交趾（越南）的交通路线。到达合浦港后，再“缘海而进，随山刊道余里”，进入越南腹地。公元43年初，征侧、征2被擒，岭南叛乱宣告平定。

    唐代，到唐朝宝历年间桂管观察使李渤修渠时，灵渠的主要功能之一还是军事运输。从鱼孟威在《桂州重修灵渠记》的记载可以证明：“灵渠……乃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况近岁以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

    唐乾符六年，黄巢率领农民军，从广东进入广西，溯漓江经灵渠转湘江，“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北上湖南，继而进军中原。

    至宋代，灵渠的军事运输功能仍然重要。嘉祐四年，广西提点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主持修渠，为宋军安定南疆提供后勤保障。

    元代为了军事运输，曾对灵渠进行了三次修整。据《国朝名臣事略?丞相楚国武完公传》记载：“移师靖（静）江，破严关，败马都统临（灵）川，陈、张两总管小榕（溶）江，……乃闸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递舟”。这里所指的“三十六所”，就是灵渠的三十六陡，“以通递舟”，显然是为了军运。

    明代洪武二十八年秋，广西南丹一带少数民族反叛朝廷，朝廷派监察御史严震直重修灵渠，目的就是为了转运兵马粮草。

    明代孔镛的《重修灵渠记》记载：“奉议、南丹、向武诸州土人谋叛。朝廷命将征之。时致政太子少保、兵部尚唐公铎来议军事，道经兴安，观渠废驰，闻。上勅监察御史严震直来董厥事”。

    直至清朝，咸丰二年二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久攻桂林不克，于5月19日撤离桂林，进入兴安，取道灵渠北上全州，直指湖南。清人《独秀峰题壁诗》有句：“天南要隘尽全州，贼众联帆据上游。”这“联帆据上游”的太平军，就是经灵渠而下湘江的。

    中法战争期间，英勇抗法的刘永福黑旗军，也是从经灵渠南下的船只中补充军需物资。可见，灵渠在中法战争中挥了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