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这实在不能怪我，持有我们家钥匙的除我以外只有三个人——我爹、我妈以及靳准，而这三个人都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突然出现在我家里。我爹妈上来之前肯定会先通知我到车站迎接；而靳准，这个时候他不是应该睡在美帝国主义的床上吗？

    尽管我有许多疑问，我都得老老实实等着，等靳准消气。这半个多小时他一直拒绝我的道歉、抚慰等任何友好的表示，我只能远远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贼眉鼠眼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靳准的脸本来就有点长，是那种“去年一点相思泪，今年始流到嘴边”的类型，此时他神色沉地坐在床上，一张马脸就显得更长了。

    “有药没？先整点！”他终于开口了。

    “有。”我痛痛快快地应了一声，像个小丫鬟似的蹿到厨房找药去了。

    靳准果然被我打成彩屏的了。他的脖子前面一道红色的勒痕，耳朵旁边擦破了，膝盖有些淤血，左后腰轻微扭伤。

    我翻出库存的创可贴给他贴上，又颠颠地跑到楼下药店买了瓶药酒。回来一边给他揉着，一边给自己开脱罪责：

    “你说你，跟个天外来客似的突然就冒出来了，还蒙个头！谁看见谁不怀疑是贼啊？”

    “有我这样的贼吗？要不怎么说你智力低下呢！没看见我那儿正脱衣服呢吗？”靳准十分不悦地表示道。

    “我哪能想到是你呀？要回来也不说一声，上回聊天时你也没说啊。”

    “废话！那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嘛。”

    “惊喜个屁！惊有了，喜没了！”

    可能我劲使大了，靳准突然“啊”地一声叫，声音惨烈。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忙赔笑，“下手有点重了哈。”

    他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哪有这样的女人呐！歹徒也没你凶悍。不对，你简直就是歹徒！”

    “看你说的，我那叫正当防卫。”

    “屁！你那是防卫过当！好悬我小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

    靳准一说脏字，我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特别是今天还说了不止一句，可见其恼怒的程度。

    我看着他那张凌乱的脸，想起方才那段奇特的近身搏，突然间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笑得肠子都疼了。

    靳准极其轻蔑地看着我，“乐，乐，乐死你得了！”并鲁地拍开我伸向他的手，呵斥道：“滚！离我远点！”

    我不以为忤，仍旧死不要脸地贴了上去，谄媚地说：“我错了，错了还不行吗？要不你也揍我一顿？把我揍成直板的？”

    靳准目露凶光，“这可是你说的……”

    “你还真打啊！”没等他出手，我就跳到地上去了。

    这人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啊！

    “拉倒吧拉倒吧！”他嫌恶地说，“就知道你没诚意。算了，这回我也破相了，咱俩扯平了。”

    靳准这话的意思只有我们俩才明白。

    很久很久以前，托他老人家的福，我也破过一回相。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只是在同一所高中里各自过着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某一个倒霉的下午，当我和同学抬着一筐沉重的饭盒穿越场时，不幸被不明飞行物体迎面击中。

    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本来不及闪躲，被该物体砸了个结结实实。什么感觉呢？就像脑袋移了位、炸弹直接在鼻梁上爆炸。我号叫着坐在地上，鼻血长流，眼前金花四溅，疼得没有一丁点思考能力。

    然后，我听见有人在旁边惊慌失措地问：“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怎么从门前走啊？绕个道不就没事了！”

    我简直要气疯了，什么叫猪八戒倒打一耙，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但我实在是疼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用更加猛烈的号叫来表达我的愤慨。

    从校医院包扎完，我才知道砸中我的是个足球，同时也看清了凶犯的长相。这厮脑袋瘦长、四肢瘦长、躯干瘦长，整个人跟棵高粱杆似的。他说他叫靳准，跟我一个年级，校足球队后卫。

    就这样我破相了，我的鼻梁中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弯曲。很久很久以后靳准曾经捧着我的脸端详，皱起眉头评论：“唉，这套零部件里也就这鼻子还算优质产品，可惜啊！你说我要是不负责任岂不是太没人了？得，我就勉为其难，把你接收了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球盲，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没几两重的破皮球怎么能够发出那么大的力量，直到有一回陪靳准看世界杯，他激动地指着一个光头跟我说：“就这卡洛斯，就这哥们，一个进球时速140多公里！”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换算了一下，140多公里，跑高速也不过就这个速度啊！看来我应该感到庆幸，庆幸踢中我的是靳准，而不是这个光头，否则我的脸不就成平面的了？

    靳准没告诉我他突然回国的原因，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忘了说。不过我也没问，他能回来我就很高兴了。

    这些年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基本上是遵循牛郎织女的模式在生活。我这人没出息，从小到大连省都没出过几次，最远也就到过首都北京，还是因为靳准的关系——那时他在北京念大学。我毕业以后就留在了沈阳，而靳准则去了浙大念研究生，现在更邪乎，干脆折腾到国外去了。总之他的人生轨迹是一直向远方延伸的，我想也就是人类的太空技术还不成熟，要不然下一步他没准儿就该打包去火星了。

    靳准说他一个星期前就到北京了，随行的还有两个台湾同胞，一个是白条**杨义章，另一个是和靳准一个专业的学妹。

    作为半个地头蛇，靳准陪着他们在北京逛了个够，使他们充分领略了祖国人民的热情和北京的雄伟壮丽；另外作为运输工，他还得把海外侨胞们托他带回来的东西一样一样交给收件人。上次他回来时就这样，俩特大号的足能装下一头牛的皮箱，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东西都是帮人带的。再另外，他在北京有不少狐朋狗党昔日同窗，会见这些人并与其鬼混也花费了一些时间。

    因此，一个星期之后，他才和两个台湾同胞一起，搭上了一个要到沈阳出差的朋友的顺路车。

    “时间紧，任务重，领导辛苦了。”我不胜唏嘘地说。又问：“那到家了没？见到校长了没？”

    我说的校长是靳准他爸，老爷子是我高中时候的校长，因为叫习惯了，我始终改不过来。但靳准一直坚持要我改口，理由是：他认为我叫校长的语气很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军官称呼蒋介石。

    因为从北京到沈阳要经过我们老家，所以我才有此一问，没想到又遭到了他的呵斥：“用脚指头想也知道我没到家啊！没见地上一堆行李么？老爷子上我二叔家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呢。”

    气还没顺哪？小心眼儿！我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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