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举止无礼的护士又一次的拿走了我全部衣服，将一条太短的围裙系在我的颈上，并要我在印刷美的同意书上签名。我又一次的等了四个钟头，直到手术室替我准备就绪。

    住院医师拿着我的病历卡走进来，听了听我的心肺，了我的头颈和肚子，然后问我是否需要镇静剂。“不”，我告诉他，他就微笑着离开了。接着麻醉师走了进来，重复了住院医师的问题——抽烟吗？喝酒吗？有过敏吗？也听了听我的心和肺。我暗自在想，天啊！他们如此快速的体格检查，只是通过一个例行程序罢了，万一我在麻醉中死了，他们在一个医疗事故的官司中可向律师证明他们做过检查，一切都是虚应故事而已。

    上午已将过去，我变得更加多疑，真有些后悔为什么拒绝使用术前镇静剂。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童年，而且惊觉得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在死亡之前人的一生都会在眼前重现一遍。我特别回想起五六岁时在奥马哈的一件往事。那时我们居住在犹太社区，邻居都互相熟识，木头的屋子矗立在自家的宅基上，草坪未经修剪，不过街道倒是清洁的，门廊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转角上便是一些小商店，每逢星期四，我总是陪着祖母去采买主日的餐饮。第一家是个杂货店，有鱼

    卖。奥马哈那时只有河鱼——水牛鱼和鲤鱼，猫鱼是被禁止的。店里也没有真正的冷藏设备，所以我祖母从来不要放在冰里的死鱼。杂货店有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桶，里面装着游水的活鱼，家庭主妇指着她所要的那一条，老板便会当面将其宰杀清洗后用旧报纸为她包上。然后她便去审视桶装的**油，鲱鱼，小黄瓜，泡菜和挑选燕麦及麦片。隔壁是家铺，一股腌牛的辣味飘在空气中，地上是一层木屑。胖胖的老板肚皮上系着一条混着血迹的白围裙。铺里有活家禽的栏圈，祖母就从中挑选一个她所要的，确认是够肥的活**，交到老板手中，随他去到后屋，按犹太律法，看着老板依宗教仪式而屠宰。而后她要么自己拔毛，要么给一毛钱让伙计拔毛。让伙计拔毛是很惹人注目的，因为一毛钱可以买下一餐所需的，汤骨和一些肺，肝，脾等内脏。我祖母多数是如同大部分女人一样自己拔毛的。再过去是一家烘焙房，一周中它只供应黑麦面包或像俄国人那种出名的裸麦黑面包，如你吃了这种面包，就再也不需要吃麸片了。到了周末黑面包没有了，而只有“恰乐”卖了，那是一种上面镶饰有编带的细的**蛋面包。我祖母总是预定二个新鲜面包卷为星期五用。

    但是这个星期四，祖母感到不舒服，她的采买任务只能由我母亲代劳了。到了星期五上午，她依然病着，下午一辆救护车就来把她接到医院去了。这是一件邻里大事，消息不胫而走，传得飞快，我怀疑这是在铺里互相咬舌头而传开的。反正当我祖母坐在轮椅里从家里推出来被送上救护车时，所有的人都围在她周围号啕大哭。

    通常我祖父星期五都要上教堂，还要带一个陌生人回家同坐在桌旁和我们欢乐的同进晚餐。但是这个星期五不一样了，既没有陌生人，祖母也不在，母亲准备好餐桌，点上圣烛后，祖父拿起酒杯开始祷告。当我坐上餐桌时惊奇地看到大滴的眼泪从他的脸上掉到他花白的胡子上，以前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哭。我知道他很爱我，他常常拥抱我，亲吻我和把我抛向空中，但我从未见过他亲吻我祖母或拥抱她。

    母亲把汤盆从他面前移开，换了一盆**，“吃吧，”她请求他，“你不要慢待了主日。” “我不会”他抽泣着说，“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死。” “在欧洲是送到医院去死，在美国送到医院去是为了活。”我母亲安慰他，并继续说“要是我生来是个男孩，我现在就是一个医生。”

    我祖父大吃一惊，“正派的女孩子不会去做医生，”他生气地说。

    在我一生中的那段时间，我相信母亲的话，医院是为活命而设的。而现在，我自己在医院里，我的信念大大的降低了。有时候病人，甚至医生都是死在医院里。我再一次地想到我母亲，要是现在有她在护理我，那多好啊，不过我承认，也许我的病会把她压垮。我曾听见她对朋友说，“我儿子在海外打仗时，我向神祷告，并许愿只要我的儿子们能无伤无痛的回家，我再也不向神作任何要求。而现在他们都在家过得很好，我却不能坚守我的诺言，还是为他们担心，替他们向神祈求更多的东西。”

    我母亲死的时候我67岁，在她的葬礼上，我哭着向拉比表示歉意：“我其实是没有权利哭的，有多少人在六十好几以后还能够有一个妈妈？”拉比回答我说，“你有为母亲而哭的权利，哪怕你100岁了。”

    我现在七十岁，有了麻烦，需要妈妈。

    最终那位护士推了一辆车进来说，“他们都准备好了。”于是我被转到这辆床车上，因为我怕冷，护士给我盖了一条毯子。床车开始滚动，我只能看见天花板上的灯和一扇扇的门自动打开又关上。经过了一长串的门，我看见了麻醉师的脸。我觉得一个小小的针刺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看见的依然是麻醉师的脸，他在检查我的脉搏。

    “他们发现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在忙着给麻醉。”

    我知道他在撒谎，好消息是不会被满住的。他们把我又推回到医院的走廊，我看见娣在向我走来，从她的脸上我就能看出结论。

    “是恶的。”她说。

    他们帮我从车上起来转到床上，娣和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还在麻醉后的昏昏然之中，并未觉得这诊断的可怕。

    傍晚时医生来了，“活组织检查是阳”他说：“你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 “不，”我说：“你已经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判定了，不过你打算如何治疗？” “x 光” “为什么不手术？让我干脆摆脱掉。” “假如我必须手术的话，”他解释说，“你就要丧失声音，因为我要把整个声带切除。还因为病变位置的关系，我要放置一个永久的气管切开。用x 光治疗，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机会。” “你知道我多老了？” “当然知道。” “那好，我已经老得足够知道任何事情了，把所有事情告诉我，不要有任何隐瞒。”

    我这么一说，让医生和娣都有了我有多么勇敢的印象，其实，假如我真的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只要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图书馆去读医学文献就可以了。 “好，这样让我们双方都轻松了。你愿意让谁来负责你的x 线治疗？” “我不知道，”我回答，“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嗯，”他说：“我想你可能有朋友是放科医生。” “我肯定在城里有认识的放科医生，他们治疗我的病人都不错，但我宁可让你来选择。”

    我是有些放科医师的朋友，但我将自己这病例转到朋友处已经上过二次当了，我必须避免再由自己作判断了。但这不就是病人想做的吗？不就是我向病人经常询问的吗？他们信任我替他们做出的决定吗？仅仅为了挑选一个最好的医生，我感到头都晕了。

    “我推荐利特医生为你治疗，”医生说，“他是西北地区最好的x 光治疗师”

    “西北地区最好的？老兄，我不要西北地区最好的，我要世界最好的。”

    “我不清楚，”他回答，“利特也许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吧，照你的话办，替我和他预约吧。”

    “你明天还有个预约，在看利特医生之前，你还需要做一个颈部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他递给了我这张预约单。

    “我还没签同意书，你怎么替我做好预约了？”

    “我知道你已经学会这些功课了，”他回答说，“我料想你会让我替你做决定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

    “好，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我想，他们给我全身麻醉，切断了我的喉咙，连水也没有给我喝一口。现在要送我回家？假如我不能吞咽怎么办？假如我开始出血怎么办？假如半夜里喉咙肿胀不能呼吸怎么办？我是这么快将我治疗的病人送回家的吗？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这个家伙的手中对吗？

    好吧，我起码是知道如此快速出院的原因的。医疗保险部门和保险公司都已设立了固定的支付额，不管我住院二小时还是十天，医院收到的钱是一样的，所以我离开得越早医院的开销就越少。

    小房间的消毒味和在医院的感觉都让我受不了，我像其他的忧心忡忡的病人一样开始顺服我的医生，再不抗拒了。我温和的转向娣请她将我的物件放入手提包，然后问医生：“我有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癌的？”

    “这都发生在严重抽烟和饮酒的人。”

    “我可不啊，”我回答，“我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他没有回答，只是旋转脚跟走了出去。一个典型的医生！要让他说“我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而我说这句话已经行之有年了。从进医学院的第一天起，年轻的医生们就知道他们不可能什么都学到，他们不断地被提问，测验和被期许能给出答案。所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习惯于永远不说“我不知道”。

    有许多疾病是原因不明，无法治疗，有关讨论其病因和治疗的医学论文和教材则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在我写风湿病教材时，必须要写一个关于硬皮病的章节，我只想用一句话来描述：“硬皮病——我们不知其原因也无法治疗”不过我要是真的如此写的话，没有一个出版商会发行我的书，也不会有一个医生买我的书，所以我写了整整一章节的理论。

    爱莉西亚.勃鲁，我的一个病人，在这个议题上曾给了我一个教训。勃鲁夫人八十多岁了，有着一张慈祥的脸和温暖的笑容，说话的时候充满甜蜜。她不是一个抱怨诉苦的人，当她说她的右膝盖疼痛肿胀时，我知道那是确确实实的麻烦。我告诉她得了关节炎，他问我是怎么造成的。我说：“你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抚养子女，擦洗地板，爬楼梯，清洁整理屋子，你的膝关节磨损了。”

    “那是非常滑稽啊！”她回答，“我的右膝盖有关节炎，我的左膝盖却非常好。你说关节炎是由于磨损，但两个膝盖是同时生下来的呀。”

    我随着勃鲁夫人笑了起来，仿佛我们在分享一个笑话。但是我本来早该承认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一个膝盖有关节炎而另一个却没有，或者就如我，为什么有人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会得咽喉癌。

    从我对诊断有所怀疑起，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解脱了，因为我活在了确定之中而不是疑或不定了。事件的经过就如同以前我对病人忠告的方式一样。病人问我，“我应该离婚吗？”“我必须改变工作吗？”“我需要做这个还是那个？”我的通常的回答就是，“我不会告诉你如何去生活，但我会尽快地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你越早获得这个决定，你就能越早消除忧虑和紧张。”

    我们一回到家，娣就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我们的医疗诊所就是一个小家族集团——我是大内科和风湿病医生，我的兄弟比尔是普外科医生，我们的二个儿子，理查德和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只有一个约翰医生是家族外的，他也是大内科医生，和我们在一起已有三十年了。凡当我生病时，我就会心烦意乱的担心我们的诊所，多少年来，我从没拿过长休假或经常的周末外出。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照顾我的病人呢？业务总是越来越忙，病人为了看我必须等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常常觉得连坐下来想一想的时间也没有。

    一生中我这个年纪是最忙的时候了，最近我们雇用了一位新的合作者，但她还得有三个月才能到职。我的全部工作负荷看来都要落在约翰医生头上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病人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我充满了忧虑。

    受我母亲及医学教学的影响和熏陶，我已形成了一个深蒂固的概念——病人第一。如若凡事匆匆忙忙，骤下诊断的话，医疗质量必然会受影响，就如我自己这个病例，也许结论下得太早？

    那个傍晚，大儿子理查德从诊所回家时到我这里停留了一下。我们两人都相信分别的时间到了，我应该给他一些临别赠言，或者也许是一个父亲的祝愿，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玩起了字谜游戏，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是常常这样做的。

    “你的预约日程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对，我的x 光治疗要一个月左右，把我的名字划掉三十天吧。”

    “也许我们应该做六周打算，让你有一些时间休息。”

    “好！”我同意了，“现在你就快回家吧，你家里人在等着你。”

    我不要他耽得太长时间，我恐怕自己会哭。他站起来离开，我们两个都忍不住掉了眼泪，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父亲门和儿子们的方式。

    晚一会我的第二个儿子杰米从旧金山打来电话，那时我已经比较镇静自若了。

    “爹，”他安慰我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图书馆查文献，用x 光治疗声带癌是很好的。”

    那也许是对的，我想，但是“很好”并不足够，“很好”意味着什么？一年？六个月？还是不痛？

    “谢谢你，杰米，”我说，“你讲的一点不错。”我没有对他说我这个麻烦已经至少六个月了，拖延得太久了。

    我不想做什么判断，任何关于我疾病的讨论，就是意味着迫使我脑子里浮起我的时间不多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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