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切顺利，既没等待，治疗也在十分钟里结束。我从这硬铁床上起身，扣上衬衫，开开心心的打算离开。技术员对我说，“劳驾您一分钟，你知道今天是星期二吗？”“星期二有什么特殊吗？”“医生日，”她回答说，仿佛我的脑子功能不全似的，“每个星期二你必须看医生，不要急忙回去，我找一个地方让你等他。”

    她走开了五分钟后回来了，带来了最新消息：“所有的房间都满了，今天医生特别忙，他下个礼拜再看你。”

    我的情绪经不住如此的变化，我刚习惯了这一套常规，突然之间这常规又没了。五分钟之前我被告知星期二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一天，突然之间又被告知说不重要了，医生太忙了，还得再等一礼拜。

    我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问医生，特别是我的x 光断层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医生说过如果扫描结果显示有淋巴结波及的话，就不能用放治疗，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了四次治疗，我可以确信没有什么增大的淋巴结了，但是我要了解得更多一些。

    我知道有时候医学报告被秘书放进病历本以后医生本就没有看过，这一类错误特别容易发生在大的医疗中心，因为那里有持续不断的人员变动。我有从其他医生那里接手病人的经验，我发现一些阳的或显示有问题的报告都被忽视了，唯一的解释可能是这些报告本没有被医生看到。有关医学法律规定只有住院医生能和病人讨论他的化验报告或x光结果，其他人是被禁止从医院中获取这些资料的。所以我必须和利特医生交谈后才能确信他是看过我的断层扫描片子，或者起码他是读过报告了。我还必须听听他对我治疗过程的看法和意见。我唯一看见他的时候，便是从治疗室走进走出，从来没有给我说上一句话的优惠待遇。

    好吧，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握有时间权的专家，只是一个病人，但医生总得和病人说话吧，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走向预约窗口去和秘书说，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愿意等在这里，直到看到医生。“等在这里没用，”她对我说，“医生今天很忙，他已经离开这里去别的医院查房了。”

    治疗第六天

    在开车去医院治疗的路上，我在听汽车收音机，先是新闻提要，接着是谈话秀。

    来宾是一位不喜欢医生的一本出版物的作者，节目主持人以极大的热情向他致意。这位作者自吹自擂，自封为肿瘤权威。他说医生们判别他得了不治之症——癌，所以他就自我治疗。他研究印度传统学问，发现了一种沙漠植物，并用其泡茶，他喝这种茶清洁了他的血和灵魂，也因此除了癌症。现在他要和全世界分享他的秘密，他的书只卖十四元，将会告诉你更多的详情和细节。假如你有可能的话，请参加今晚他的一个讲座，他愿意不取分文，让全人类从他身上获益。他不像医生那样自私，但为了平衡一些开销，仅收取三元入场费，如你选择买书，入场费只要一元。主持人是满腔热情，“为什么医生反对你?” 他问。这位专家回答说：“这答案很明显，想一下，医生每一次看诊都要收费，反对我就是一种谋，医生们要保卫他们的收入。”

    我对这个家伙很生气，但依我目前的思想状态能理解他的出现，我自己的医生不是令人可憎吗，他什么也不承诺。这里有人在说他的治疗既便宜又不痛苦，当然是个江湖骗子，但也无怪乎会有人相信。

    治疗第七天

    除了嗓音以外，我觉得都很好，自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些亲密的朋友在傍晚来看我，他们中有几个带着悲伤的表情向我问好，我理解，你怎么去向一个将死于癌症的朋友问好呢？当朋友们离去时，女人们显得格外的担忧，她们满满地亲吻我的嘴唇，舍不得离去的在我背上摩挲。

    我想这真是太好了，但迟了十年，为什么这些女人等了十年之久才给我如此美妙的亲吻？她们真是难于理解。然后我笑了，我想起了一个病人。

    迪克.郎请我在医院里会诊他的一个女病人。首先我敲了敲病人的房门，尊重她的隐私。即使是在医院里，我也从来没有不经通知就闯入病房。我等着，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请我进去，于是我走了进去。房间里灯光暗淡，一个病人坐在床上，她全身完全赤露，带着微笑。从她病历上我知道她四十五岁，但她有着十六岁的身材，长长的黑头发垂在双肩，浓浓的睫毛更凸显了她一对乌亮的眼睛。在我还来不及镇定下来之前，她很快地问道，“你是谁？”“我是卢森堡医生，朗医生请我来替你会诊。”“噢，对不起，”她说，一边从床上下来，走向壁柜，穿上了一件睡袍又走回去，庄重的坐在床上，十分平静地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一生。”我弄不懂为谁准备好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这也是我长期医生生涯中不得其解的一个秘密。

    治疗第八天

    星期五，拉比到访

    娣温和的打断我说，“高拉比今天来过电话。”

    “他要做什么？”

    “他要来看你。”

    我有点恼怒了，“为什么？我又不是他们教会的长期成员，他过去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不需要吊丧，也不要他的同情。”“我不能说不，”娣解释说。“我不想替自己找麻烦，”我回嘴说：“本来在你面对死亡时唯一想做的便是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年纪大了并不是行为古怪，而是自我抑制，我不愿多说，他什么时候来？”“今天。”

    下午，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来了。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正在做着我从来不敢做的事——给在家里的癌症病人打电话。我能做的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探视临终的病人，当治疗失败时，一个医生能对病人说什么呢？我总是为生癌的病人请求会诊，让会诊医生去解释我们的失败。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悲伤，因为病人太需要帮助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在门口迎接拉比，陪他进入书房，当他一坐下来，我便挑衅似的问他：“你是来为我祷告吗？”“不，我已经学得聪明了，当我刚做拉比的时候，我习惯于手中拿着一本小小的黑色祷告书在病房中巡视，后来我承认，我的这付模样在病人看来就像是为他们作安息祷告。”“你的意思是犹太人并不信祷告？”“完全相反，”他回答我，“不过他们习惯于个别地向上帝祷告，他们不需要中介，比如像一个年轻而傲慢的拉比。”“那么不拿那本祷告书，病人是否友好地接受你了？”

    “不完全是。有一次我应医院的电话之召，走进病房，还未在病人面前停下，他就开始背诵他的所有症状，完了后他要求说，‘医生，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能祈祷，”我回答他。

    “祈祷？见鬼，老兄！我在生病，为我做些事吧。”“听起来倒像是在对我说，”我对拉比说。“宗教也是能做些实事的，”拉比回答，“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一个□的朋友有一个寡妇女儿，在他们的宗教里，婚姻是在天堂里已经缘定终生的，因此一个寡妇只能再嫁给一个鳏夫，否则当他们回到天堂与原配重新会合的话，就会有一方没有配偶了。但事情就是发生了，这个女儿发疯似的爱上了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他也同样爱她，但结婚是不可能的。他们便带着这个问题勇敢地去面对教会中的长者。你知道怎么解决的？”“不知道。”我回答。“他们结婚了，那些长者建议他们当回到天堂时让上帝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喜欢这个方法，”我告诉拉比，“这倒很像我祖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小时候老把玩具拆开，她警告我，‘你把玩具拆开就装不起来了，再也玩不成了’。她的宗教理念就是她一再说的，假如你问得太多，探究得太深，你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了。”“你是否有过一个病人出乎你的意料从癌症中康复的？”拉比问。“犹太人相信奇迹吗？”我回答他。“是的，摩西将红海分开，把水引开。”“你是个回避大师，”我对他说，“不过我有些难忘的病例，像安吉罗.卡斯蒂路——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记住他的名字，我做住院医生阅看病历时发现五年前我曾见过他，那时安吉罗被告知他的妻子将死于癌症。我真不愿旧事重提，但不得不问一下：“你太太怎样了？”他笑了。“她很好啊，她还活着。医生把我吓得要死，我带她回家等死时把医生的话告诉她，她只是说他们错了，上帝已经对我说他们错了。她没有变坏，而是越来越好，现在依然活着。”“那你对此怎么看呢？”拉比问道。“很简单，诊断错误。每个医生都会有类似的病例。假如病人存活了，在去复查一下病历的话，通常都会发现要么是x 光片被误读了，要么是病理切片被误判了，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信念治愈’。有些病例甚至是病理解剖后也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我知道一些很优秀的病理学家对活检结果是恶还是良都有分歧意见。你想象一下，对病人而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如果你不治疗，你可能死于癌，如果你治疗，你可能死于不必要的治疗。”“你是否知道有诊断确凿的严重病例，没经治疗而康复的呢？”拉比坚持地问。“有的”我告诉他，“我有过一个病例，我确信她是得了癌，没有经过医疗而康复了，我告诉不了你为什么。”

    拉比站起来要走了。“你有什么事要忙？”我问。“今天是星期五，”他解释说，“我必须在日落前为主日作些准备。”“我想也是，你要逃了，你并不比我好呀，你把时间安排得这么妙，来看病人，只有几分钟便要走了。”

    我们两人相对露齿而笑，显然拉比的药让我感觉好多了。

    星期六

    今天是休息天，没有治疗。荞爱丝，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打电话来，她听见了这个坏消息，要和丈夫一起来看我。我急迫的要她过来，但她始终还是没来。

    以前从未想到过，但重病之后，和我的许多病人一样，却有了一种被隔离的感受。对别人的麻烦再也难于去关心了，邻居家专心致志的改建露台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而且我的一些朋友也有了与我交往的困惑。总之，我的癌症成了一张石蕊试纸，谁能和我一起面对癌症，谁不能，都被试出来了。我理解荞爱丝，去造访一位濒死的生癌病人是一件难事，我理解但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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