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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

      治疗第二十七天

    候诊室里有三个小箱子,一个装满了儿童玩具,第二个是流行读物,很适合放在医生办公室,第三个箱子是美国癌症协会的材料。过去我一直避免阅读这类材料,今天情绪不错,便轻轻的拿起了一本小册子,是一本□肿瘤的小册子。我看看这本东西是最安全的了,没有什么内容会伤害到我。我读了其中放治疗的文章,弄清楚了x 光有许多中,除了自然产生的外,还有人造的线,使原子研究的结果,但还没有应用到癌的治疗。

    最后我鼓起勇气读了有关咽喉癌的小册子,其中说病人治疗后,五年生存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十年生存率是百分之七十五。那么我在哪一组里面呢?这种叙述让我怎么想呢?比如说我的预期寿命还有九年,但这个统计学说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几率能活上十年,那不就是说因为喉癌我能获得更长一些?

    我思索着怎样来解释统计学。二次大战中,我随第一集团军在北非的欧莱登陆,几个月后收到从家里来的报纸,一条标题是‘攻克非洲,美军损失近百人',那是对的,我想。但是对这近百人和他们的家属而言,这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现在是哪一种统计适合于我呢?

    我回家时,埃玛姨母在等我,她是出名的讲话大王,今天更可一展其不停讲话的本领了。我因为不能发声,只能在她讲话的适当间隙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最后她看着她的手表才抱歉地说,“我真的没料到时间这么晚了。”我陪她走到门口,“你知道”,她说,“这一次是你我之间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谈话。”

    我还有过一次单边对话的经历。我第一次见这病人,阿尔文.高尔,他五十五岁,脸上带着室外工作的气候特征。他最大的悲哀是腭裂,讲话含混不清,我很难听懂。他的体检和化验都是正常的,直至看了四次以后我才明白他有劳力后或情绪激动后的气急和痛。据病史我断定他患有心脏病,心绞痛,给他开了硝酸甘油片。

    在看了他一年之后,他说,“医生,谢谢你,我好了,你给我的忠告太起作用了。”我十分惶惑,“我让你做什么了?”“我卖掉了农庄,就是照你说的做的”。我从来不知道他拥有一座农庄。

    治疗第二十八天

    今天x 光部门有一张告示:星期一,劳动节,治疗停止。

    我本应治疗三十次,如果他们每天都给我一次治疗的话,我的苦难的历程也就是四周多一些,然而周末和节假日把我的治疗拉长到了六周之多。类似这种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我更知道因医院同仁休假而至病人治疗耽搁的各种后果。

    现在我第一次因自己的病而鼓起勇气来阅读有关咽喉癌的教科书。一位作者推荐声带癌应手术治疗而非x 线治疗,我真希望不该读到这篇文章。大部分病人都是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医生的建议,虽然近年有了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有时因我知道得多一点反给自己带来麻烦。

    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也会犯大错的。194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引入了大脑前额叶切除来治疗神分裂症。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接受手术的病人只有短暂的效果,以后比没有手术过的病人情况更差。今天假如还有哪一位医生敢提出施行这个手术,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医生不断的变换着思想,治疗方法就像时装一样按月按季的翻新。对一代人来说,雌激素女荷尔蒙曾用来缓解经绝期症状,后又因害怕会造成□和子肿瘤而舍弃。现在雌激素又回复到时尚之列了,因为缺少雌激素会造成骨质疏松或骨头软化。在一期我们的权威医学期刊上有二篇关于雌激素的文章,一篇由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造成心脏病,而另一篇也是权威的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预防心脏病。

    现在,我也处于困惑之中,我应接受x 线治疗,还是应接受手术治疗?我不能责怪我的医生,因为我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受过专业训练,看来还是让凡夫俗子去想这个问题吧。

    我的困惑也包括对病人做了同样的事情。玛丽.道芙请我看病时,我给她开了雌激素,她质疑我的决定,惹起了我的怒火。

    她给我讲述她的症状:潮热,易哭,情绪波动,全是经绝期的典型症状。我知道再没有比女荷尔蒙更好的治疗了,但是报章上,妇女杂志上连篇累牍的雌激素造成麻烦的文章,使得病人对其有所反感并敢于质疑了。

    玛丽.道芙的反应是:“我不想服这个药,我读过荷尔蒙致癌的文章”。“我知道那些报道”,我回答她,“但是你已经子摘除了,故不必担心子癌,至于□癌,那几率是极为微小的。而你现在饱受痛苦,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我也不知道”,他犹豫不决的说,还是没有拿起那张处方。

    我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离开办公室,再次的将处方递到她的手中,并说:“你看,我给我太太服的也是这个药,你该用了吧?”“不”,她断然回绝。“为什么?”“你也可能给你太太开错了药,和给我开药一样。再说,我怎么知道你对你太太是怎么想的呢?”

    关于雌激素的应用有着大量的未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我为什么认为必然是病人不对呢?现在,我也是,关于自己治疗方面有着互相矛盾的资讯,但我能做得已经不多了,我已经开始了放治疗,已经不能回去了。

    劳动节周末

    星期天

    星期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乏味的生活了,我们就去看电影,在那里我们碰上了罗斯.卡斯医生,一位比我小十五岁的泌尿科医生。我想避开他,但是他先看见了我。“爱德医生”,他在大厅里高叫着,“你好吗?我在医院里一直没看见你。”

    我的嗓音便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只能承认我在生病,然后我在他耳边低语,“为什么是爱德医生,叫我爱德就行。”“哦,我可不能那样叫,作为一个熟识者,你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太权威了,除了称你医生外,别无其他称呼。我还记得我当学生的年代,你是一位最的老师。”

    纯粹是马屁,我想,他是要我多转一些病人给他,不过我没说出我的想法,而是问他“是这样吗”?

    他踌躇了一会,然后回答说:“我记得你说得最妙的是——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错的,就先别治疗。假如病人要求治疗而又没有可用的治疗,就技巧的忽略过去。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这句话‘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病人不看医生和不吃药都会自愈’。”“都是普通的东西”,我回答,“没有原创的内容,凡讲课者都如此老生常谈。”“也许是吧,不过我还记得你的一次讲课,是关于药物未可预料和迟发的毒,副作用,那是经典之说。”

    电影开始了,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但影片并不好看,并不能把我从自我思考中吸引出来,我还是在想着卡斯医生。

    他是个程度中等的学生,现在也已事业有成。病人喜欢他是因为他逗人开心,广交朋友,开朗乐观。他的同事将病人转诊给他并非他医术高明,而是基于病人选择他的同样理由。对给他转诊过病人的医生,他是友好,和善,感恩不忘的。他有在饭店里总是第一个抢到账单的本领,而且它的圣诞节礼物非常大方。

    但是这一次他的行事方式却烧了一把逆火,他提醒了我关于药物毒的讲课,那正是我恰恰最不愿意去想的题目。要想事前预言哪一个病人会出现药物的毒,副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据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死于一片阿司匹林,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过敏。

    大部分医学生都会变成疑病征者,我自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但当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们身上时,我就总是向最坏方面设想,常常会为着过度用药而自责。我的第二个儿子杰米五岁的时候发烧,我很蠢的为自己家里人治疗,看到他对青霉素无反应,便给了他更新的抗菌素——氯霉素。我的儿子是痊愈了,但在同一时期,我的同事卡尔医生给他五岁大的儿子同样的药物,那个小男孩死了,因为药物毁掉了他的骨髓。

    这次我并不担心我的x 线治疗的短期副作用,我已经在做了,而且治疗即将结束。现在我考虑的是长期作用,因为治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吃药的,药物和医疗措施都可能产生延后的,不可知的副作用,这仿佛就是上帝要我们为干扰生命的自然过程而付出的代价。

    阿司匹林始用于1898年,已被消耗掉了数以百万吨计。好几代的父母都用阿司匹林来治疗他们婴孩的感冒和发烧,只有在这一代,我们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罕见的病例,发烧的儿童服了阿司匹林后发生了致命的疾病。

    风湿关节炎,我的专科,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一种药物可能对第一个病人有效而对第二个病人就无效了。在1960年代,环磷酰胺,一种本用于血癌的药物,试用于风湿关节炎,取得了巨大疗效。许多对其它药物无效的病例对此新药都有了良好的反应,但是几年之后麻烦接踵而至,用环磷酰胺治愈了关节炎的病人都死于了肿瘤。

    有的时候,给与第一代人的药物对其下一代人也会有影响。多年以前一种叫己烯雌酚的药物,或者叫des 被给于有流产危险的孕妇,待她们的女儿出生时,这些婴孩都是健康正常的。但是到这些女孩青春期时,其中有许多人因其母亲曾服用过雌激素而发生生殖器癌。

    今天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假如我存活了,x 线治愈了我的咽喉癌,那么以后我是否会死于因这x 线而引起的其他疾病呢?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我经验中知道,天下没有白搭的车,当我们干涉疾病的自然进程时,就已违反了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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