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味的医疗

    现在我尝到了一种新的苦味药——医疗。从我在医学院开始，就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医生的账单，所有凡需要的医疗都是以专业同行的礼遇方式提供的。

    二次大战时，我在北非，我们军队医院的一位医生接到了他的妻子从芝加哥的来信，信中说她的医生给她寄去了一份账单。我们所有的医官都被激怒了，我们在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家中的这位同事竟敢有胆量打破这历来不成文的君子协定。谁听见过一个医生向另一个医生收取费用？这还成什么世界？不用怀疑，好人都上战场去了，而这个国家

    却在退步。我们给美国医学会寄了一封信，请他们矫正一下这个医生的错误行为。

    自然，我私人开业总会给病人寄账单，但我像大多数的医生一样，自己从不涉入具体的过程，这是职员和文书的工作。现在我收到帐单，体会到病人面对账单的沮丧了。我所欠的钱数令我震晕——一天的住院费是一千美元！即使我是医生，我也看不懂医院帐单上的项目收费，有些项目标的是杂费，杂费是什么？还有我从未听见过的药物收费，还有莫

    名其妙，从未预料到的，如敷料，阿司匹林等。

    医疗保险制度被引入帮助老年公民，而填写一张医疗保险表格比填写一张报税表更困难。我本搞不懂电脑化和代码化的医疗保险账单的处理过程。第一天它可以为x 光付费，第二天它又可为同样的 x光拒绝付费，这完全取决于将资料输入电脑的作人员。

    有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我的八十岁的姨妈，萨.克劳特，身上的事情一样她坚持说她有非同寻常的疲劳，而且只有每个月注维他命b12 才有帮助。她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过冬时，一位医生给她开了这种注剂，医疗保险也付了帐。她回到波特兰，我给她开了同样的b12 注剂，医疗保险却拒绝付账。我写了一封信给医疗保险：“亲爱的先生，我知

    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你们也知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问题是我的姨妈克劳特夫人不知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药在加州有效而在俄勒冈州就无效了，因为在加州，你们是付账的，而在俄勒冈州你们不付帐。是否请你们能给她写信解释一下。”

    不多久，我接到了医疗保险当地医疗顾问的电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岂料到他竟说出“你为什么不下地狱，爱德？”他拒绝给我的姨妈写信。

    鉴于账单问题是如此的复杂，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位受过训练的职员专门处理病人的保险和账单。假如我有一个医生病人像那医疗顾问一样的傲慢无理，拒绝给我帮助的话，我就会对这医生收费，毫不客气。

    刺激我的还不仅仅是钱这件事，我觉得在我生病的过去九个月里，我已经经历了一种变化，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有着一种优越感，我是属于为人类公益而作出光荣的专业贡献的人。在过去的年代，我是我的同事们的发言人，是我专业的保护人，我的位置一直非常稳固——我们是一个献身于人类公益事业的高尚团体。

    在1962年，我曾代表美国医学会在众议院发言，我说，“任何人，只要造成随便哪一个俄勒冈居民必要的医疗照顾被拒绝的话，我便向他挑战。”我没遇到过一个挑战者。

    我提出了一个保证，“俄勒冈的医生们承担这种责任，明白这个州的每一个公民都应得到医疗照顾，不论他们有无付费的能力。”

    现在老旧的日子已经过去，对我曾经为之代言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不是退休便已死亡，新的一代已进入主导地位，他们也没有授权我为他们代言，即使他们请我做的话，我也做不了，因为我再也不能满怀激烈的提出挑战和提供保证。

    医学已经变了，我们过去习惯于自己是一个满足公共福利的应召者，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病人。现在我们是个生意人，有些还是有着利润底线的合作公司，再也不是病人的福祉所在了。

    像大商业一样，我们打广告，广告是肤浅而自利的，尽管广告上做出承诺，但软x 线并不一定能探测出早期癌；医院里新开设的阿尔采默氏病（早老痴呆）门诊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我们对阿尔采默氏病还没有治疗方法；广告不会真实地告诉病人，治疗汹酒，药瘾或者忧郁症那个医生最好。医生们也有毕业后的继续教学课程，但他们上课学的不是最新的科学进展，而是办公室管理，帐务和公共关系。

    一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在1911年前，平均来说，凡看过一个医生的病人，其情况要比没有看过医生的病人还差。换句话说，一个远离医生的病人，其恢复的机会比去找医生的病人更多。（我们看见更多的最近研究表明，在医生稀少的时期，死亡率是下降的）

    我从医学院毕业是1938年，在那个年代，医学是更多像牧师的职责而不像科学。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考试题是：假如你在一个荒岛上生存，随身只能携带六种药物，那六种药物能满足你做医生的需要？答案是：治疗梅毒的砷剂，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恶贫血的肝制剂，治疗心脏病的洋地黄，和止痛的吗啡。所有其他的药物，纯粹都是安慰剂，除了心理作用外没有任何价值。手术也主要局限于接骨，扁桃体切除和腹腔器官的切除。产科医生知道，他们做得越少，对病人越好，他们的老师忠告他们：等着，不要干扰，让其自然分娩。

    抗生素的发现开创了现代医学，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能治愈的，比如对病毒感染，我们就没有好方法。我们对许多中风，多发硬化，和阿尔采默氏病等的治疗，可能只是比安慰剂略胜一筹而已。

    随着高科技介入医疗的日益增多，有些手术已成了二面刃：我们切除了本来永远不该切除的扁桃体，淋巴腺，子，还断言它们是感染灶所在。

    我们据凡增大的腺体都是有害的这一可疑的理论，用x 线照儿童的增大的腺，以后由于x 线的作用，这些腺产生了癌变。

    我们给孕妇des （己醯雌酚）以预防流产，其结果却造成了他们的女儿发生生殖系统肿瘤。

    我们给孕妇thalidomide（反应停）以帮助睡眠，却造成了她们的小孩出生时发育不全。

    我们将食欲抑制剂给病人以帮助减肥，结果却因药物造成白内障而使病人失明。

    这样的例子似乎没有完，我们无意识地将给药的目的由治疗而转变为杀伤，将手术的目的由帮助而转变为催惨。

    我知道一些医生，甚至是癌症协会的发言人，当他们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就放弃了用常见的药物去治疗不常见的疾病。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神仙，作为一个普通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从总体来说，肿瘤的治愈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帮助病人的医生，广受称颂和尊敬，他们总归还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赚钱。

    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把医疗和经济分离开来的议题，即使将此议题转向州政府，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因为它又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和一个税收事件。

    我知道一位牧师，因为部分地解决了他教区内一位居民的困境而声誉鹊起。病人正当壮年，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管理人员，有着太太和二个小孩。他因一次车祸碰撞，头部受伤而陷入昏迷，几周以后显然回天乏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如今天的尖端技术能使几乎无望的昏迷病人存活，但我们为维持这个病人的生命迹象依然竭尽努力。这个病人被置于热毯之中以维持体温，用呼吸器以维持呼吸，静脉输入养料和水分，他在无意识的植物人状态维持着生命。几个月以后，病人的太太向医生和医院提出抗议，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已大大的超支，她再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而且她知道她将成为一无分文的寡妇。没有人帮得上忙，医生和医院忠告她说，伦理道德要求他们想尽办法维持病人的生命，我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妇人找到了她教区的牧师求助，牧师便打电话给医院的行政主管，他解释说，“一周之内，这家人家的医疗保险将因超支而停顿。这位太太没有任何私人基金，现在连养活她自己也成了问题。我已对她说了，一旦医疗保险停止，她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和责任去付医生和医院的账单”。不知怎么搞的，同一件事在几天之内，医生和医院都找到了停止氧气，暖毯，静脉输和持续护理的理由。（尽管撤去了这些支持疗法，像有些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个病人又继续存活了五年。）

    我不想反应过度，尽管这个病例是失败了，但医学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我们控制了糖尿病，高血压，恶贫血和许多传染病，我们还能成功地施行某些心，肺，脑的手术，我们能用有效的人造关节替换病损关节。甚至有些肿瘤已能治愈，其它的肿瘤也能缓解。不过，我发现我自己为了让这些正面的成就来支撑我的信心还是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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