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琼早已把身子给转过来了。

    远方大地上正在举行盛况空前的阅兵纪念，浩瀚大洋上的浮动海岛中无数的生命正在啃食垃圾。

    风和日丽下的纯粹天空是被染上了湛蓝色的幕布。

    一个身穿蓝色水手工作裤和粗皮上衣的女人坐在他对面微笑。她戴着墨镜，肩挎优质帆布包，挎包鼓鼓的，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样子像个游客。

    她问：“您对绥国的杀人案感兴趣？”

    徐琼看了她一眼，许久才明白过来她刚才看见了他放在桌面上的那些收集而来的关于绥国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凶杀案的报刊资料。

    “我叫特蕾莎·瓜达卢佩。”她说着伸出手来。

    徐琼握了握，手很柔嫩。

    “我是记者。”特蕾莎·瓜达卢佩等徐琼一松开手就说道，“我不是来报道什么拳击赛事的。那种打来打去的玩意儿，我不感兴趣，虽说有很多女人觉得拳击很性感。说实话，我觉得拳击很庸俗、低级、没意思。您不这么认为吗？莫非您喜欢看两个男人甚至女人互相斗殴？”

    徐琼带着无奈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您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好吧，我无权评判您的体育爱好。实际上，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拳击，理由我刚才说过了，也不喜欢棒球，也不喜欢田径，也不喜欢足球。您也许会问，在这么一个坐满了赏景游乐之人的列车上，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不坐上另外一列专为新闻报道人员准备的比较安静的火车呢？那样每当我离开客厢去用餐区或者餐车时，不就可以不用听那些老早以前发生的悲惨故事了吗？如果您愿意陪我聊会儿天，咱俩喝上一杯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原因。”

    特蕾莎低下头不再说话，她一门心思地趴在桌上，在一张摆在那儿很久的白纸上写着什么。徐琼的目光跟在她垂下的头发后看了一会儿，看不清她在写什么，他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这会不会是陪着一个女疯子或者也许是个**？可特蕾莎·瓜达卢佩一点不像疯子和**，虽说实际上徐琼根本不清楚疯子或者拉美**究竟什么样。可她也不像是记者。二人在热闹的车厢里维持着冷静的气氛，从窗外可以看到一座正在建设中的七层楼房。特蕾莎冷漠地告诉徐琼：那楼房肯定会建成旅馆。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工人坐在砖堆里，或是靠在木板旁，或是站在施工支架上，他们也在望着他俩。但这只是他的猜想，他无法去证实，因为从远处去看，那些在盖了将近一半的楼房上活动的身影实在太小了，太渺小了。

    他看不到他们身上的汗滴和眼里的泪珠，他看不到，她也看不到。

    特蕾莎说：“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记者。我在新都一家大报社工作，坐上这列火车是因为害怕。”

    徐琼问：“害怕什么？”

    “什么都怕。一旦你做与绥国的离奇被害案有关的工作，你最终都会感到害怕，什么都怕。害怕有人揍你。害怕绑架。害怕折磨拷打。当然有了经验以后，害怕的程度会有所减轻。可是，现在的我没有经验啊。缺乏经验。我的毛病就是没有经验。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份是秘密记者。能有这种说法吗？现在离奇谋杀案的全部情况我都了解了。可是说实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个外行。我的意思是说，几个星期前这还不是我的选题呢。那时我还不清楚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一个字也没写过关于杀害普通公民的是。可是突然之间，在我完全意料不到，也不想知道的情况下，报社就在我案头放上了一堆被害人员的卷宗，把案子给了我。您想知道为什么交给我吗？”

    徐琼点点头。

    “因为我是女人，像我们这种女人不能拒绝委托的事情。当然，此前我已经知道出差的去向和我前任的下场了。报社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老早就出了名。也许您知道案情。”徐琼摇摇头。“我的前任被杀了。因为他卷入得太深，就被害了。而且不是在这延远，是在新都啊。警方说，这牵扯到另外一起结局很惨的抢劫案。您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是这样的，他上了一辆回市区的马车。车子开到一个街角后停了下来。上来了三个陌生人。他们一上车就控制住了车夫，他们逼着车夫把马车开到了郊区，然后花了好一阵功夫兜圈子，最后把我前任身上的财物全都给抢走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前任给放了。可是人走了还没有多远，就在一个角落里被人给乱刀捅死了（那么，车夫呢？）。他不是第一个因为所写的东西而被害的记者。在他留下的资料里面，我发现了另外两个被杀记者的材料。一个是娱乐报纸的女采稿员，在新都被绑架；另外一个是为绥西一家名叫《部落》的报纸工作的美裔绥国人，他失踪了。这两位都在调查绥国的独居人士被杀事件。我是在新闻学院里认识女采稿员的。我俩不是朋友。可能一辈子也就说过一两句话。但我认为我认识她，我们两家报纸曾经在一起开过合作会议。在杀害她之前，她曾经被毒打和**过。”

    徐琼听得有些糊涂，他问：“就在这里？就在延远吗？”

    “唉，不是，就在新都啊！凶手们的眼睛很贼、很贼。”特蕾莎说道，说话的声音像在做梦。“从前我在分社新闻部工作。我从来都不在自己写的简讯上署名。对外，我绝对是个陌生人。我的前任被害后，总社里有两位大领导来看我。他俩请我吃饭。那时我还以为是自己办坏了什么事情呢。以为他俩之中有一个或者说两个人都想要跟我睡觉。他俩我一个也不认识。虽然知道他俩是什么人物，不过从来没跟他俩说过话，也没怎么见过。饭菜令人愉快。他俩彬彬有礼，很有修养；我呢，心明眼亮，谨慎仔细。本来以为他俩会给我留下坏印象。后来，我们回到报社，他俩让我跟着回总社，说是有要紧事要跟我谈谈。我们进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他俩开门见山就问我希不希望加工酬。那时，我已经发觉出事情有些奇怪，本想说不希望。可我还是说了希望。于是，他俩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一个数字，正是我当地方新闻记者时的工资数额；然后，他俩看看我，写出并告诉我另外一个数字，相当于给我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的工资。我险些乐得蹦起来。后来，他们把我前任及其他同行收集来的案卷送到我案头，告诉我从今以后惟一的工作就是调查绥国公民系列谋杀案。我意识到如果我退避，那么一切就都丢了。我轻声问他俩为什么要我干这个。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一个头头说就因为没人认识你嘛。”

    特蕾莎长出了一口气，发出一声长叹。徐琼冲她理解地笑了笑。二人又要了啤酒和伏特加。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早已成了尘埃，连毛坯的楼房都缩成了一个黑点，快要消失不见。我喝得太多了，特蕾莎口齿不清地说道。

    特蕾莎说：“自从我看过了我前任收集的案卷后，我就总是猛喝龙舌兰，比过去喝得还多，还喝伏特加和白兰地，如今又发现了瓜斯卡尔龙舌兰，我也是上了瘾。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有时，我紧张得难以自制。当然，您可能听说过我们智利人从来不害怕什么。”她笑了。“撒谎，我们害怕的事情可多了，但是我们很会掩饰。比如，我来到延远以后，几乎怕死了。从新都来到这里的路上，我甚至不在乎火车会不会突然在一瞬间脱轨跌下山崖，因为人们说了，那样死得快，虽说或许会很痛苦。辛亏一个新都的同事教会了我挤上这列火车的方法。他说他要从外地来报道新都一带的比赛；还说，如果我混在这么多各色人等（她说各色人等这个词时放慢了语速，声音也格外的清楚）的游客堆里，谁也不敢碰我。既然这么说我也就这么做了。问题是，有关赛事的报道一个结束我还不能跟我的那个同事一起走，还得在新都逗留几天呢。”

    徐琼问：“为什么呢？”

    “我得采访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他是您的同胞。”

    我的同胞？

    “我不清楚这事”，徐琼说。

    特蕾莎问他：“要是您不知道这事，那怎么会想收集这么多有关的文章呢？”

    “我本来打算出发前再收集些信息的。在刚刚您偷看的我那些放在桌子上的资料背后，我原本想要做到的就是再多留下来几天。”

    “我的前任对此事知道的很多。他花了七年时间对这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了一个总体设想。生活让人伤心得简直没法忍受，您说是不是？”

    特蕾莎用两个食指揉揉太阳穴，好像忽然间头疼起来了。她嘟囔了一句什么，徐琼没听清楚，他也没仔细听；然后，她想要招呼侍者。可是，就在她要伸出手召唤侍者时，却发现整节车厢里没有一个穿着侍服的人，他和她是在暴露在外的空气中交谈。当发现周围的座位上都没有人时，她打了个寒战。

    她说：“我得去监狱看他。这个主要嫌疑人，您的同胞，好个月前就进了大牢，差不多快有半年了。”

    徐琼问：“他怎么会是主要嫌疑人呢？就我所知，还有人在继续杀人。”

    特蕾莎说：“这就是绥国的神奇之处啊。您愿意陪陪我吗？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访，或者说，仅仅只是陪陪我吗？说真的，这不是和您开玩笑，要是能有个男人陪着我，我可能会安心一些。虽说这样的想法与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我是个赞成平权主义的人。您是不是反对平权主义者？我想您肯定不会反对的，您一定不是那样的人，您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嘛。在拉美，搞平权主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很有钱，那倒还不太难。但如果属于中产阶层，那可就困难了。一开始，还不太难，当然起初都比较容易，毕竟宣传口号之类的东西在运动之初总是有一定热度和一定的人响应的，比如在大学里，就非常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困难。您要知道，对于拉美人来说，平权主义惟一的魅力就在年轻人之中。但那里的女人都衰老得很快。外界让我们衰老得太快了啊。辛亏我现在还很年轻。”

    徐琼说：“您相当年轻啊。”

    “即便这样，我还是很害怕。所以需要有人陪着。希望您能理解，我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坦然，不够振作。过去有一次，我开车绕凛锡监狱兜了一圈，差点就癔症发作。”

    “这么可怕吗？”

    “简直就像在梦里。像是一座活监狱。”特蕾莎说。

    “活监狱？”

    “不知道怎么给您解释才好。就比方说，比一栋公寓楼要活。活得多。您别惊讶我要说的话，这就像一个快要被五马分尸的女人。但是，她还活着。可在她体内生活着一个囚徒。”

    徐琼说：“明白。”

    “不，我想您什么也没明白。不过，反正都一样。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是真的，这就够了。我给您提供了了解杀人案主要嫌疑人的机会，交换条件是您能陪着我，保护我一段时间。这是公平合理的交易。成交吗？”

    徐琼说：“行。您太客气了。我只是还不明白您到底在害怕什么，监狱里没人敢碰您啊。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囚犯们无法直接伤害您。他们只会互相伤害。”

    “您一定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主要嫌疑人的照片。”

    “的确没有”，他说。

    特蕾莎看着窗外的天空，笑了。她一时不再说话了，透过窗缝的细风在狭窄的的空间里钻来钻去，不一会儿便化作了热气，她望着车厢的车顶，仿佛在回忆那个蒸汽机车还没有顶盖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年代，人们在露天的车厢里聊天、喝茶，沉浸在风的海洋里，看着朵朵白云亦步亦趋，聚拢又散开，分散又聚集，于是化作了积雨云，催促着人们在暴风雨前的滞闷中撑开雨伞，在弧线的半影中通过天南地北的海侃来缓解压力。

    她又在手边的纸上添写了一句，

    “您肯定觉得我像个疯子吧，或者像个风尘女子。但我不是。只是因为紧张，惟一的原因是我喝得太多了。您以为火车到站后我想拉您跟我**吗？”

    “不，不会。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情况。”

    “在我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张照片。有些就是那个主要嫌疑人的。具体说来，有三张。都是在监狱里拍的。其中两张，那个美国佬，抱歉我不是有意调侃，可能是坐在一间会客室里，他望着镜头的样子。他发色金黄，眼睛碧蓝，蓝得就像盲人，啊，当然，这是我前任说的。在第三张照片上，侧身站着，望着旁边（前任说他当时在看一个女人，一个自称是他的律师的女人）。他又高又瘦，很瘦，但不虚弱，一点也不。他长了一张幻想家的脸。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他在监狱里，可却一点也不像不舒服的样子。我对犯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印象。但他的样子也不像平静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像是在生气。那是一张梦幻般的面孔，但却是在快速地做梦，我是说他当时或者说一直就像沉浸在梦境中一样。他的梦比我们的梦超前。这让我感到害怕。明白吗？”

    女人问男人，明白吗？你能明白吗？

    黑人在体育运动上天赋异禀，他们的身影是黑夜中的闪电，照亮了无处收留他们却可以让他们无尽流浪的西方的大地。

    徐琼说：“说真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愿意跟您一起去采访他。”

    特蕾莎说：“太好了。到站以后的第三天上午十点我会在一个到时候约定好的旅馆餐厅等您。行吗？”

    他说：“上午十点，我一定到。”

    她说：“十点整。就这么决定了！”

    然后，她伸出手来握了握徐琼的手，又埋头于自己的思绪中，她仍然在写着什么，他仍然看不明白她在写什么。

    我刚才说了什么？

    有那么一刹那间，徐琼想象着特蕾莎跪倒在某个房间昏暗的角落里，怀抱着《圣经》哭泣。

    特蕾莎本不是个酗酒的人，她很少酗酒，实际上，在她活过的日子里，她只喝过为数不多的几次酒。

    但这事他没告诉特蕾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