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麻醉师是我儿子理查德为我选择的。昨天黄昏，理查德打电话给我询问活检的事，我肯定地回答他，“不用担心，这只是个小手术。”

    “我知道，”他回答，“你的医生奥.凯特是不错，但风险不是在手术，而是在全身麻醉。”“你说的对，”我同意说，“我没有想到，因此让奥.凯特去挑选麻醉师了。”而后我就给理查德上课了：“在我还是高年级的医学生时，扁桃体切除都是局部麻醉。我见证了一次手术，当开刀医生给一侧扁桃体注后，这个十六岁大的病人几乎死了过去。原来是新来的学生护士递给的注器里不是局麻用的努夫卡因而是可卡因。”“二次大战时期，硫贲吐钠是新型静脉用麻醉剂，当医生开刀时，我们都热衷于给士兵注这种药物。后来我们意识到有些伤员不是死于手术而是死于麻醉。”“我还知道有些病人术前注吗啡，但没等手术就死了，究竟是剂量错误还是特殊的过敏，从来没人知道。”“所以你为什么不给比尔叔叔打电话呢？”理查德打断了我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每天都在开刀房，他认识所有的麻醉师。”

    比尔是我兄弟，也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外科医生。“但愿我能找到他，”我告诉理查德，“他外出钓鱼去了，你知道他去钓鱼是咋回事，戴着一顶塞满羽毛的旧帽子，带着一个印度朋友，只要他登上霍特山，闻到了鱼的气味，就什么都忘了。现在他在那里，我想半夜之前他不会回家。你是大人物，有权，又是同仁会主席，找个最好的麻醉师，你行。”

    一会儿以后，理查德打回电给我，他为我挑了一个麻醉师。

    现在我等候在医院的房间里，尽管挂心着麻醉师的午餐，我还是对太太说：“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有回报啊，我十分放心，有好的手术医生和顶级的麻醉师。”

    最后，手术的时间到了，护士走进房间，但她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对待我。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只是尴尬而已。她还不到二十五岁，我一直是她的老板，而现在她却要告诉我怎样做。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她就把盖在我身上的被单移走了，我躺在床上，几乎像□，唯一穿着的是只有长及屁股的医院外袍。她要帮我转移到小车上去，我不要她帮忙，我还不至于如此无能。我坐上小车后她又把这薄薄的被单盖在我身上。这被单薄得，我想每个人都能看透。然后我被推着从走廊进入电梯，电梯里其他的乘客朝下看着我，让我再一次的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总算下到了手术室，很高兴的是见到了麻醉师，他和我打了招呼便开始静脉注，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在休息室里了，每个人都在微笑。握着我手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护士，如此开心的感觉证实了麻醉对我身体和大脑都没有损害。

    不久我被送回自己的房间，手术医生来看我，面带笑容地安慰我，他发现了一个息，不用病理检查他就能向我保证它是良的。

    我并不高枕无忧，外行也就信了，但我懂得更多。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时就学习到一个外科医生光凭眼看原始标本是决定不了有没有肿瘤的，显微镜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圣路易斯实习的第一周，有一个名叫阿肯达的病人，是四十五岁正当壮年的一个高大魁梧的爱尔兰裔救火员。我只有二十三岁，充满理想，并坚信医生是永远正确的。一位和我一起手术前洗手的世界著名外科医生打开了这个病人的肚子，朝里看了一眼，举起双手说；“不能手术，癌。”然后很快地关上了肚子，将病人送回病房等死。

    因为我是医生团队中最年轻的，学长认为让我去向家属通报这个坏消息，对我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但医学院没有教过这个，我不知道从何着手。我找到了病人的妻子，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女人，有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和咖啡色头发，正在大厅中焦急地等待。我尽可能温和地告诉她，她的丈夫得了手术不了的癌。开始她吃惊的直盯着我，而后恢复过来后，无声的眼泪流下了脸颊，她走近来握着我的手问；“他还能活多久？”“最多六个月。”我告诉她，而后我想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医生呢。

    一年后，我在街上遇到了阿肯达夫人，“事情怎么样？”我问，其实就是问你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她懂得我意思，回答说；“都很好啊，他又回去干救火员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就是等，但六个月过去他还活着，我们就去看另一个医生，并动了手术。你们错了，阿肯达本没有生癌，他只是得了胰腺炎。”

    那个早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在没有显微镜的组织检验之前，千万不要贸然诊断，尤其不可作出或相信一个肿瘤的诊断。

    我知道，不要给病人作出生命的预后，而应该给已经绝望的病人和家属以鼓励，总会有病人存活的，这是奇迹吗？我并不认为，但我也解释不了。

    我自己的病就是手术前六个月开始的。我的声音有些变化，什么原因呢？有些感冒，年纪也大了。每个人都会感冒，但几天以后就会好，而我却没有。我持续的声音嘶哑，这个不能忽视，但我忙得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太太催促不断，最终我勉强去看了她为我预约的医生，我们的朋友，喉鼻咽科的奥.凯特医生。

    他花了五分钟将咽喉镜伸入我的喉咙看了看，然后拍着我的背说：“我看不到什么，爱德，可能是小感冒吧。假如你不过敏的话就用点抗生素，试用些青霉素。我这里有些样品，再给你些抗过敏的样品，都试一试，它们会有效的。还有，试一下蒸汽吸入。”

    我喜欢他，他说了我要听的话。只是回家后，我将样品药都扔入了垃圾桶，既没有买蒸汽吸入器，也没有服青霉素，我的声音嘶哑依然。

    “怪不得你还不见好，”太太说，“你没有按医生告诉你的去做呀。”

    “我不相信医生，”我解释说，“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便给你些药。我可不相信随便服用青霉素，尤其是感冒，本没有帮助。你用了不需要的药物，只会有毒。”

    二月份，我的声音嘶哑又如发病之初了。不过我想自己没病，一不发烧，二无疼痛，胃口不变，再说我的医生也说我一切都好。我确信我是健康的，倒是我太太有病，她发热，咳嗽而且疲劳。我有理由为她担心，因为他腺癌切除后已有很长时间了。我害怕癌已扩展到肺部，坚持他去看肺科医生。肺科医生替他照了x光，果然如我所害怕的，她肺上有些斑点，于是医生又介绍做支气管镜检查。“我们必须确认她没有得癌，”医生向我解释，我同意他的说法。

    而后，我就像那些自己生了病的医生通常做的那样，避免紧张，往后推迟一些自己常规的门诊病人。在大厅的角落里拉住一个同事，一起喝上杯咖啡，向他叙述自己的症状。这有个专业名称，叫做“街沿石会诊”——免费，快捷，无痛，但也常常价值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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