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肺科医生的办公室，在没有正式预约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对他说，“只要在看她的时候，也替我看一下，我有持续的声音嘶哑。”

    尽管他很忙，而且我又没有预约，他还是客气地替我照了一张x 光片，看了片子以后确定正常。然后又用器械伸入我的喉咙，检查咽喉。很快他把器械又拿了出来，在我喉内喷了些局部麻醉药，再次小心的看了看，对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完全放心了，两个医生都确信没有什么值得警觉的问题，我脑子里就想没有必要再去按常规预约看病了。

    我太太的检查很彻底，服镇静剂后做了肺部支气管镜检查，那是个我可不愿意做的检查。医生确信地对我们说：“你们两个都万事大吉啦。”

    我太太的发热，咳嗽是消失了，但我的声音嘶哑依然徘徊不去。我没有病，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严重问题，两位专科医生也是如此对我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医生，因为我给他们都转诊过病人。

    虽然声音嘶哑，我继续工作。到三月底，病人常常会评论说，“你看来不大对呀”，还关切地问我，“你生病了吗？”

    我知道感冒不是这问题的原因，何况感冒早已好了。虽然我意识到什么，但对朋友和家里还是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原因可寻，免得他们长期追踪，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最后，在绝望之中，我的太太，娣，没有征得我同意，又预约了一次奥.凯特医生。因为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装做若无其事，我还是早早地到了医院。医生就像接待同事似的接待了我，他的侯诊室里坐得满满的，但我并没有按次序等候。他对我微笑，握手，然后第三次检查了我的声带。“没问题，”他说，“可能有一点水肿，可能有一点炎症，但没什么可担心的，你用了青霉素和蒸汽吸入了吗？”

    “没有。”

    “怪不得你还没有好。”他温和地责备了我，然后走向抽斗将另一堆样品交给了我。

    “奥，”我笑了，“留给你的病人吧，还能管骗一阵子，对我，则无用。假如这只是简单的感冒，你抽斗中没有能治好我的药。奥，我需要的是确信没有得癌。”

    “这些药可能治不好你的病，但可让你感觉好一些。”奥坚持地说。

    “你让我想起了戴维.库特曼，”我对他讲了个故事。

    “戴维和我在军队时是同一小组的，他来自于新泽西州，比我们这些新鲜出炉的住院医生要年长些，他很乐意告诉我们他在其他地方医院里是怎样行医的。那时候婴孩的一大毛病是腹泻，无特效药治疗。戴维说他的方法便是，当孩子的母亲向你求助时，告诉她，给孩子喝**汤。特别关照她煮汤的**必须是八天大的**，七天或九天大的也不行，一定要实足八天的**。她于是会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市场搜寻那只**，你也就摆脱了发疯似的不断打给你的电话。到她再给你打电话时，小婴孩的病已好了。”

    “奥，不要把我当个病人来治疗，把我当个医生来治疗。”我也坚持着。

    虽然候诊室里满满的都是人，但奥又花了十五分钟告诉我，他已成了市场上一种新医疗器械的合伙人。

    我很满意，很喜欢奥，我知道没有生癌，而且我的同事给了我一个医生应得到的治疗。

    其实，当奥。凯特医生把我从候诊次序中挑出来时，我就应该会有预感，就像我治疗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一样，采取不同于其他病人的治疗，就是在制造错误。

    一星期后，奥经过我办公室来看看我怎么样。对呀，我想，我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不过，我给他转诊过许多病人，还有，我们俩都同意在我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可以安排一些非专业的考虑。

    “我没有更好一点，”我告诉他。

    “我给你带来了最后的治疗方法，”他说，“你的问题可能是过敏，试一试这考的松吸入剂。”

    “不行，”我说：“我不能用，考的松我已用了好多年，它的副作用够危险的了，我正在一年比一年少用，除非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我才用它。”

    “这是新的使用途径，不会有副作用，你是吸入它。”

    无奈之余，我用了十天的考的松吸入剂，因为我渴望能有所好转，我竭力的说服自己它会有效，希望无论如何只是个过敏而已。然而事实是声音嘶哑没有消失。

    四月份我的下颌疼痛，去看了一位新的年轻的牙科医生。他敲了敲我的牙齿，拍了x 光片，便说，“你的牙齿是好的，你是咬合不齐。”

    我对太太说：“这些年来，凡我去看过的牙科医生，没有一个发现我有咬合不齐的问题，这小伙子真聪敏，知识更新快。”

    我签了同意书后，这位牙科医生给我的一个臼齿磨了一下，然后说，“现在你一切都好了。”

    我回家后并没有一切都好，牙痛依旧。我等了一星期后又去找这位牙科医生，他还是说，“你牙齿没问题啦，只是咬合不齐。”又把那颗臼齿磨得更多一些，检查了我的咬合情况，确信地说，“现在你一切都好了。”

    我回家后有两个晚上睡觉没有疼，但第三天夜里牙疼又回来了。我又去磨了更多，两天后，星期六的早晨，牙疼得我醒过来，半个牙都掉了下来！

    “天啊！”我再去看他时，他说，“我磨错了一个牙。”最终他将我送到专家那里做管治疗，那个牙齿被拔掉了。

    牙科医生的账单很快就送来了，三次门诊三百元。我不准备付帐，但是我想起了我自己不知有多少次对待病人也是既没有诊断，也没有处方的不适当方式，我照样给病人寄帐单。事实上，有一次我还收到一位女病人写来的信，她写道：“医生，我住院时，我的医生请你来会诊，你认为我处在昏迷之中，其实我本没有。我双眼紧闭你就被骗了，我听见你说什么。你站在我床脚边对我的医生说，‘我不知道，我正好不知道。’医生，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愿付的账单，我愿意为你知道而付费，但不愿意为你不知道而付费。”

    这段记忆让我付清了这位牙科医生的账单。

    牙髓病专家替我施行管治疗后嘱咐我预防的服些青霉素，以防止牙齿脓肿。现在我有了服用青霉素的双重理由了：持续的声音嘶哑和齿科医生的嘱咐。不情愿地，我服从了医嘱。

    我对青霉素很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肺炎导致死亡而没有有效的治疗。1941年在军中，我受命去英格兰的奥克斯福特的一所医院，见证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一个伦敦警察因肺炎而濒临死亡，他被注了一剂青霉素，第二天就被拯救过来了。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我因替伤员施用青霉素而获得一枚铜质金星奖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霉素的缺点也日渐曝露，有些细菌变得抗药使青霉素不再有效。过度使用青霉素的医院反而成了感染的高发之处，因为对青霉素敏感的细菌被杀灭以后，那些有抗药的细菌成了主要的感染源，这种情况下，葡萄球菌皮肤感染就会蔓延。我知道一个被标记为“童床死亡”的新生儿实际上是死于青霉素过敏反应，是一位过分热心的儿科医生用青霉素去治疗普通感冒。

    病人常常因伤风感冒而要求打青霉素针，因为我有经验，知道青霉素对普通感冒毫无疗效，故坚持拒绝这种要求。我曾经治疗过因青霉素使用不当而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皮肤反应和继发腹泻。尽管如此，要让病人相信青霉素无用还是很困难的。

    医院有监督委员会来管制抗菌素的使用和医疗规则的实施，但医院之外的开业医生就没有这种管制了。在我则是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使用青霉素。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声音嘶哑不是青霉素的适应症，但我不是齿科专家，牙医认为我有脓肿，且有发展成严重感染的危险，只有青霉素可以预防。我勉强地完成了医嘱，但一无结果。在声音嘶哑又持续了六周后，我躺到了这个医院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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