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　财政

    打仗要用钱，不过打仗有基地就可以了，但是，这上百万人吃饭要钱吧？日用品要钱吧？普通的政府开销都需要钱。基地的资源他们收吗？不收的。

    抗战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打仗是十分花钱的事，一年接一年的财政赤字，加上又没有外债可借，与配得上称为“援助”的外援，使得国民政府只有依靠印刷机。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通货膨胀。

    由于货币的增发，1940年至1945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战争开始之日，日本就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特别是日军占据上海后，使中国丧失了与海路相通的最后一个据点，从上海走私运进内地的外国商品和上海制造的商品被迫终止。大家都预测外国商品将更加缺乏，结果导致1942年的物价加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

    在农业方面，由于天灾和国民党在农村征兵等原因，1940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粮食价格普遍上涨，　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20亿担以上，而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　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

    上一世，曾有人统计过，在抗战胜利之日的前夕，重庆零售物价高达战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在这里打个比方。假如您是一家之长，有5个孩子，每天能发5个苹果，您让你的5个孩子拿您发给他们的购物券来换苹果。

    第一天，您发给孩子们5张购物券，每个购物券换一个苹果，所以每个孩子都换得了一个苹果；

    第二天，由于您比较偏爱长子，给了长子6张购物券，其他孩子依旧每人1张，苹果依旧还是只有5个，所以分摊下来就发现，苹果就“涨价”了，要两张购物券才能换得1个苹果，故此，长子一个人就能买三个苹果，其他孩子每人才能买半个苹果！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比喻，“苹果”涨价了吗？我觉得与其说饼涨价了，到不如说购物券变得不值钱了。因为这个家庭在劳动力成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每天就只能采摘5个苹果，所以苹果的实际价值没有什么变化，五个还是五个，而产生变化的是，“购物券”所能够代表的物品价值缩水了。

    我们在把这个比喻应用到现实中。

    物价涨了吗？我觉得物价没涨。楼主你别看猪肉白菜价格涨的那么快，其实猪肉白菜也就应该是这个价格，因为如果按照猪肉涨价的速度，养猪户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很好的，而事实上养猪户的情况也堪忧，也就是说，涨价的钱，并没有被任何产业链环节所赚走，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答案只有一个，被通货膨胀稀释掉了。（就如同我比喻中的大饼一样）

    就像在战事紧张时期，政府必须找钱来维持军需。但是由于当时税收和借贷有限，抗战期间，税收占战时支出仅为6％，而政府举债也收入微不足道，仅及累积的赤字的5%。于是，国民政府必须设法填补这个赤字窟窿。借贷、外国援助和增发货币，都是常规用来筹资和平衡赤字的路子，当前两者不甚凑效后，增发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自然粉墨登场了。

    在战争初期，政府向银行举债尚属于次要，但自纸币发行权集中在国家银行一家之手后，便完全改为以国库券向该行进行垫款。40年左右，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断增加，竟将存款全部用光。于是，国家银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增发法币来应对政府需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战时政府支出50.1%都是通过国家银行这类借款（即通货膨胀性性借款）来垫付的。换言之，民国政府支出一半靠增发法币来垫付。

    如此大量的货币流入市场，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事实上，并非是物价上涨了，而是老百姓手中的钱，变得不值钱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下降了。再说的简单点，是老百姓的工资下降了（就如同我比喻中不受待见的小儿子们），而下降的部分，是国家拿走了。通货膨胀可以视之为变相的收税。

    有句话叫做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通货膨胀出来的钱，如果用在给民营企业减负上，就等于是平衡了财富分配，老百姓的工资自然就增长（你比喻中的工资，自然也会随着白菜水涨船高），但是事实上政府可没有那么做，而是把钱都投入到了抗战上，而这的使用几乎没有回报，简而言之的说，通过通货膨胀从老百姓手里拿来的钱，根本就没有没有用到老百姓身上，得到好处的，只有军队。

    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市场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投资经营环境恶化的局面，抗战开始了，销货渠道断了，商铺上的商品通常都要打折才卖的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所造成的，由于市场不景气，有钱人已经没有意愿去继续投资再生产，所以就增加消费开始花钱。而其他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由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困难无法增加效益，所以也无法增加收入，再加上通货膨胀使得收入实际上缩水，指示这些人群自然的就开始减少消费。（我们可以把这些民营企业和86%的人群理解为我比喻当中的不受待见的4个儿子）

    故此，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害处，由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及民营企业来承担，而带来的益处，由少数既得利益者（国府）拿走，物价看似上涨，其实大多数商品的上涨不是上涨，而是商品价值的回归，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出现了显著的下滑。这就是目前的所发生的。

    在抗战的头四年，通货膨胀被控制得相当有效。国民政府尽量不发行太多新的法币。它尽量用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

    国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仍办到了维持法币的规定价格，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所以能办到如此，是因为有中英两国各有一个银行，共出两百万英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对法币贱时买进，贵时卖出，颇为成功。

    对内的举债，主要是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前后一共借了一百五十亿法币、二十亿美元(美元公债)、两千万英镑(英镑公债)、一亿关金单位(关金公债)。用透支方式借的内债，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归垫，或在下年度归垫。

    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额，也竭力限制。最初创行法币之时，总数是十八亿三千三百万元。到了抗战猛烈进行半年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发行总数才只有二十一亿。到了打完八年，法币发行总数，才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为一；一九四○年六月之时，它是四点九；经过三个月的滇缅路封闭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时，它已经是由四点九升高为十一了。

    通货膨胀显然已经进入“跑出了界”的阶段。国府又尽了次努力来加以处理。是有小小的成功，但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

    国府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赋从省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作为国税，同时在中央的预算中列入补偿各省政府的费用，也准许各省政府征收有限度的地方税。不久以后，差不多立刻，国民政府又把田赋不收法币，而改收粮食，称为征实。再其后，国民政府于田赋以外，加行所谓“征购”，亦即强迫农田所有人再缴若干粮食，算是卖给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于抗战结束之时还钱。政府用这个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币抛入粮食市场以购买粮食，供应一千四百万军人与应征壮丁以及很多的公务员与教职员及其眷属，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

    甚至，国府授权银行用法币兑换黄金储备。当人民听说政府用黄金来使得法币能够“兑现”，立刻对法币恢复了信心，却并不再急于把法币抛出手外。

    事实是，中国政府出售黄金政策十分有效，国府倒反而是想多卖出黄金，多收回法币。在一个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亿元法币，而所花的黄金只是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而已。

    中国诚然也缺乏货物，正如战时的英国一样。美国能不能像帮助英国那样，以美国的强大海军护航，以成千的船装载货物到中国来呢？

    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劝告。不过，更好的劝告是叫中国对日本单独媾和，以留下“人力”作为战后建设之用。

    作者曾经有幸结识了一位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老教授（国立中央大学、现南大），他感慨的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教育部将沿海城市各个大学内迁武汉、重庆和桂林，并且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

    我感到不可思议，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后来我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有个一场“官司”，一直打到秃头那儿。

    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陈言成、张某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

    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的意见，与蒋高度一致。在蒋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在收编国府时，林清歌特意留任了陈立夫为新的教育部副部长。

    林清歌欣赏陈对教育制度中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进行改革。抗战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必修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某道、杨某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刘广定教授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坦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陈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着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总的来说，国府现在留给林清歌的摊子还不算太烂。林清歌准备发行新的货币，但时机还没到。虽说林清歌接收了原来重庆国府的黄金储备，但是林清歌如果要是想发行货币，她就必须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因此一国政府持有黄金会增长公众的信心。将有利于推行软妹币。

    一些国家明确认可黄金对本国货币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另外，黄金储备有利于提高清偿能力。各国官方的黄金储备主要作用是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国黄金储备的多少与其外债偿付能力有密切关系。一国储备中若有黄金，评级机构也会对其开绿灯。因此，黄金储备有利于提高一国的资信度。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单位也如此，大家知道的“同仁堂”店中始终有100两黄金，增强了政府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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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什么写林清歌什么都不懂，是因为林清歌只有15岁，15岁的孩子什么水平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前文修改要加上智囊团，具体的都是他的智囊团拿出来的。

    关于这章，作者表示对经济不懂，真的不懂，有错误网微信公众号（_）,《元首成长计划》随时随地轻松阅读！</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