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忙着买房搞装修，那边王书玲突然被新东村告上法庭。直到收到法院的传票，韩红星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新东村虽已分滩到户，不过在小丫湾那儿仍有一千多亩滩地属村里所有，长年以三百元一亩的价格承包在外。去年有八百亩到期，按现有政策，必须通过竞标的方式才能再度发包。

    见承包价这么低，王书玲的二哥想竞得这片地，可村里的叶书记想续包给原来的承包人许老板，正好许老板的老婆在卫生局上班，叶书记便在报名条件里定出规矩来：参与竞标的村民必须配偶方是正规单位的在编人员。

    原本叶书记以为，定出这条规定，再没第二个村民符合报名条件，那块地的关联交易就可以继续做下去。王二哥一心想将这块地包到手，对照报名条件想到王书玲，便让王书玲出面与许老板竞标，最终将每亩地的承包价格由三百元抬到九百元才争到手。

    王二哥竞得这块地后将它开成鱼塘，可这片滩地在海堤以外，得引入淡水才能养鱼，堤外唯一的淡水源头又在许老板的承包地里，许老板正为失了这八百亩地而嫉恨，哪肯放水过来！

    能有的办法是通过海堤将淡水引到堤外，不过每次刚叫来施工队，许老板都明着举报，引来护堤员老施执法：此堤是一级海堤，从堤下打洞得经省里批许，否则是破坏水利设施，轻则违法，重则做牢，有他施护堤员在，此行为绝不能得逞！

    没有淡水，让王二哥开好的鱼塘没法养鱼，一直耽搁了大半年时间，村里才肯出面协调，将淡水从许老板那边引过来。等到年底，村里来要第二年72万承包款，王二哥只肯交22万，少交的50万抵算耽误生产的损失。

    这块滩地一直被叶书记用来从许老板那吃回扣，竞标不过是走过场，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王二哥来断了财路。叶书记本就恼火，见王二哥少交承包款当然不答应，立即将签订承包合同的王书玲告上法庭。

    “怎不让我知道就做出签合同的事？”收到法院的传票，韩红星责怪王书玲。

    “我哪知道只签个字就吃官司！”王书玲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不过替自己宽心：“我个无业游民怕哪个，就是输了官司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执行我的工资是不是办法？封你的饭店是不是办法？拍卖你家的房产是不是办法？”韩红星没好气地告知后果。

    “那现在该怎么办？”王书玲听出紧张来。

    “这个时候才问我该怎么办？做这种事之前你怎么不问我？”

    “是二哥叫去能不去么！”王书玲满肚子委屈。

    “你二哥叫去就得去？是不是他让杀人也得杀？”韩红星气恼：“凡事都自作主张！”

    “我就自作主张了又咋样？”王书玲不许韩红星继续发作：“再敢教训人就翻脸！”

    “才懒得教训你，等你站到被告席上，看还能跟哪个翻脸！”

    “我才不去站法庭，赶紧替我想办法。”听说要当被告，王书玲慌了神。

    “我才不替你想办法！”韩红星嘴上这样说，心里已想到老同学蔡毅文，他在法院工作，先向他讨教应对之策。

    蔡毅文在执行局上班，他了解案由后认为败诉的可能性大，能做的是先请出律师来应诉，打得赢官司更好，赢不了等案子进入执行阶段后由他从中调解，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如蔡法官所言，法院果然判决王书玲败诉，必须向村里补缴承包款。一纸判决让王二哥慌了神，通过韩红星请蔡法官出面调解，情愿花10万元好处费给叶书记私了。

    那叶书记已经跟王二哥作下对头，哪可能在此节骨眼上收这笔钱！再说他也有法院里的关系，根本不卖蔡法官的账，拒绝接受调解，并限令王二哥按期来缴款，否则自动解除承包合同，由村里收回承包地。

    怎么办？王二哥不想交这50万冤枉钱，更拿不出应对村里的办法来，只能请韩红星出主意，看如何能免受损失。

    走正道能用的方法是提起上诉，不过这招只能将缴款的期限往后拖延；走旁门左道叶书记又不肯收好处，怎么办？韩红星能想到的是，村里将这块滩地承包给王二哥存有瑕疵，只有从这方面做文章。

    当初王二哥想在堤下打洞通水时，总受到施护堤员的阻扰，于是想做通他工作，请他睁一眼闭一眼，让王二哥将洞打通。了解后得知施护堤员是水利局的编外工，临洋镇范围内的所有海堤都归他看护。

    按政策规定，沿海堤两侧一定的范围内属于海堤防护区，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可施护堤员却将海堤两边的防护区当作农田，承包给他人赚钱。

    就比如小丫湾这边，他将属于海堤防护区的滩地以低价包给叶书记，叶书记再以高价转包给王二哥，各赚其中的利益，时间久了施护堤员和叶书记、许老板成了利益共同体，有后两个人作梗，想花点钱使施护堤员让王二哥在堤下打洞过水根本就不可能。

    对照政策可知，王二哥包来的八百亩滩地里有部分属于海堤防护区范围，并不属于村里土地，叶书记根本没权将这些地承包出去，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从中渔利！既然认定他是个贪官，最好的对付方法是以毒攻毒！于是韩红星想出主意让王二哥实施：将非法发包海堤防护区获利作为叶书记的罪状，另外，从村民中收集他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抓他小辫让他服软。

    按计划，王二哥带领一帮对叶书记不满的村民到村部要求账务公开、将享受低保的村民名单公布，等等，只几次闹腾，叶书记主动跟王二哥言和，放弃讨要那50万元承包款。一来二去，叶书记也敢跟王二哥有来去了，王二哥承包滩地的价格也降了下来。

    和许多地方一样，黄海县城的民间借贷市场在一夜之间崩塌，产生的骨牌效应让一批接一批的人跑路，跑路人留下的债务没有最多，只有更多。

    以前的民间借贷只在暗地里进行，国家有法律规定，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有个三分利已算高利贷。后来黄海县城里的金融投资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充斥大街小巷，为了吸收资金，存款利率被不断抬高，然后再将吸到手的资金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赚钱，使得大家都认为高利贷是合法的，五分利、一角利的生意也有人敢做。

    巨大的赚钱效应让有钱人、没钱人都想在“借”与“贷”之间大赚一把，于是，胆小的有钱人将钱以一分的利率借给自认为可靠的人；能筹到一分利的人将钱放给二分利的可靠人；二分利的人拿到大笔的资金放给三分利、五分利的人，如此将资金往高利率的地方集中。

    拿一角利的都是那些看上去资产实力强，其实已资不抵债的人，他们实在没办法才拿如此高利息的贷款，债务到期后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表面上让所有放债的人都赚钱，其实是将债务越聚越多，等到某一天拆不了东墙补西墙时，就只能选择跑路，导致整个债务链上的人只赚到小部分的利息却失了全部本金，上线跑了下线被下下线逼债，也只有跑，于是形成了闻所未闻、一波接一波的跑路潮。

    难有涉足民间借贷的人不在这次跑路潮中蒙受损失，秦大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放出去的债务绝大多数是其个人资产，因此不存在被下线逼债的情况，而是各处追债，尽量减少损失。

    牛刚在这次风潮中损失惨重。他原本并不懂放债这一行，挣的钱都由老婆控制着存银行，前几年有银行的理财师动员买基金，尝试着买了几十万，很快就赚了双倍还多的钱，见有利可图又追买了几百万，没想到行情开始往下走，眼见账面上资产一天天缩水，最后将本金亏去大半，气得再不相信什么银行理财，将钱全部从基金上赎回来，可再存银行的那点利息已难吊胃口。

    正好生意场上人都有短期急需资金的时候，“御龙化工有限公司”是县里最大民营企业，该企业的杜董事长是牛刚多年的老朋友，论资产仅那块厂房与土地少说也值五千万，论身份杜老板是黄海县优秀企业家、县人大代表，他常在银行贷款到期时向牛刚拆借资金过桥，按月息五分算，每次都按期归还，绝对守信用。

    时间久了牛刚夫妇对杜董事长来借钱也放心，后来索性将手头的钱长期放给他，还断断续续从别处筹了上千万也放给他，赚取其中的利差，坐收每个月的利息。没想到这次跑路潮也跑了杜董事长，等债主们聚上门将杜董事长的债务加起来，才发现明着已欠下了一亿多！而厂房土地早押给了银行，牛刚共借了一千多万给他，根本无法追回。

    有钱人损失惨重，连王书玲的母亲也损失了三万元。她上了年岁跟着小儿子在临洋镇住，手头有几万元养老钱，经不住投资公司人宣传，说他们也是经政府允许开设的金融机构，存入钱不仅随要随取，而且利息是银行的数倍。老人家经不住诱惑，将银行里到期的一笔三万元存了过去，结果一夜之间投资公司老板关门跑路。

    受了损失的老百姓先堵到投资公司门口闹，后转到镇政府闹，镇政府立即让派出所派员来驱散闹事群众：开投资公司不是我临洋镇所独创，是政策所允许，将钱存入投资公司本身就是风险投资，造成损失就该由当事人承担，所以，一切后果与镇政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