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黄海县城的大街小巷：县里的李书记被带走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盛世都城”的张董事长几年前到黄海来搞房地产开发，赚得是盆满钵满，可他仍不满足，为了赚更多的利润，竟然私改设计规划图，将二期十幢楼建成了十二幢，提高容积率的后果是先期入住的业主突然发现该是小区内绿化带的地方也竖起了楼，许多人家光线受挡，便联名举报张董事长的违法行为，却苦于他有李书记撑腰，没人告得动他。

    后来上面抓腐败越来越动真格，业主们联名往上举报，很快张董事长被上面来人带走，不久李书记也被带走。

    紧接着有各种传言出来，有版本说张董事长累计向李书记行贿上千万，也有版本说李书记是“盛世都城”的幕后老板；相关于李书记其他方面的传言也跟着出来：从他家中查抄出几千万的赃款及金银珠宝、名人字画；交代出上百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是经他手花钱买官；每遇节刻，大批的科级以上干部为了保官或者升官向其进贡大额现金；县里有五十三个半的女干部与他做过权色交易，再凑半个正好是一副扑克牌的数字。

    现在的干部犯事后被搜出巨额财产已司空见惯，利用职权搞权色交易也见怪不怪，可哪来的半个女干部与李书记有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有此疑问，让这个被算作“半个女干部”的角色第一个被揭出谜底，她竟然就是曾经跟韩红星同一个柜面上班，现在已是f行行长的王美女！

    说她在李书记的权色交易中只能算半个人，是因为其他女人通过与李书记上床而换得副科级以上干部当，属违法行为，按党纪国法都当予以追究，唯有王美女与李书记上床不是为了求官，而是换取全县百分之八十的财政性存款存入f行账户，这种权色交易造成的后果尚未到违反国法的程度，因此在认定李书记罪行时，如果将他与王美女之间的关系定性为犯罪显然牵强，而如果不追究他与王美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也为党纪所不容，所以，统计李书记在权色交易中犯下的罪行时，只将王美女算作半个女人。

    总在黄海新闻的画面里正襟危坐的李书记，犯事后才知道他也是个卑鄙龌龊的贪官！

    倒了他一个，带来的是整个黄海县官场的震动，许多干部为了寻得靠山，曾经以能将钱财送给李书记为荣，可现在都开始害怕受李书记案子的牵连，轻则影响到乌纱帽，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俱各惶惶，哪还有心思将精力用于工作！找不出头绪来自救，只能心存侥幸，祈望李书记犯的事太多，以至于在向组织交代时，能忘掉自家买官、保官的这段，从而能幸免遭到查处，将乌纱帽继续往下戴。

    那些用身体换来官当的女干部们更是担心：一旦丑事被公布于众，就甭提在同僚中立德、下属中立威，连见人的脸面都没有了！

    李书记的倒台让许多人寝食不安，但也有人在这起事件中成了受益者，韩红星的连襟江国强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的因果关系从李书记说起：有一次，李书记亲自到临洋镇卫生院来视察，镇里领导中午款待时，将卫生院里最漂亮的金护士派过来作陪，美酒美色让李书记酒不醉人人自醉，下面的工作人员善解李书记心意，吃完这顿饭便安排金护士替他护理。

    很快，金护士通过合法的竞聘程序走上了副院长的岗位，官虽不大，不过连临洋镇的书记、镇长都对她敬重有加，据说有个副镇长就是花了重金请她到李书记那儿吹枕边风，才得以到另一个镇里去任镇长。

    金副院长家有个哥哥，他原本在临洋渔政站的食堂里当厨师，属于编外人员，自从金副院长在临洋镇举足轻重，使得她哥哥在渔政站也倍受人尊重。后来渔政站的站长被上调到海洋局，空出个站长的位置让站里人竞聘，而且上面的文件明确规定编外人员也可参加，结果，金副院长的哥哥如愿当成站长，江国强只能继续当他的副站长。

    当大家议论怎能由一个编外人员当一把手时，上面的答复是：谁天生就有编制？现在的金站长没有编制，很快就能有。

    金站长虽原先只是个打临工的厨师，一旦进入站长的角色，也能将这堂官当得顺手。哪曾想李书记忽然倒台，金副院长也瞬间由受人顶礼的金凤凰变成了脱毛的鸡，虽还在副院长任上，已处处遭人白眼，绝不如以前当护士时有尊严了。

    金站长很快就被定性为靠裙带关系当成站长，不用上面免他的职务便拍屁股走人。再选站长，才让当了多年副站长的江国强得了机会。

    王美女是李书记案子的涉案人之一，竟也能因祸得福：她为f行的业务发展舍身忘我、成就斐然，现在黄海县的李书记被抓，继续让王美女在黄海当行长会影响f行的形象，于是上级行做出决定，将王美女调往江南某发达地区任职。鉴于她在黄海这边所做的贡献，上面调她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年薪由五十万涨到八十万。

    空出个f行行长的职位，引来了黄海县金融界精英们的垂涎，不过要想跳到那个位置上得有副科级以上的身份，d行的戴行长有资格去应聘，正好他的大姨子与王美女的大姑子是亲家，有了这层关系好办事，王美女利用她在f行的能量，将戴行长拉到f行，先当副行长主持工作，年薪三十万，一年后转正，年薪五十万。

    得了跳槽机会的戴行长走了，正走在经济下行之际，离任d行时，他所分管的个贷条线问题多多。

    出现如此状况，花行长只得亲自组织个贷人员召开经营分析会，着重就两个问题提出质疑：

    四大行比较，为何我行房贷业务排名垫底？为何我行不良贷款新增第一？

    因为讨论的是很失败的话题，花行长一开始就冷凝着脸，要求每个与会者认真作答。轮到韩红星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感而发道：

    “一是因为我行做贷款的附加条件太多，每笔贷款得搭售五个以上理财产品；二是考核不到位，其他行每做一笔贷款可得二百元考核工资，我们行对贷款业务不考核。”

    “你的观点不对！”还没说到底，花行长已气呼呼地抢过话来：“我们一直有这个规定，为什么在同样的规定下，以前贷款不够放，现在一笔放不了？”

    见大家被唬得沉默，花行长继续道：

    “你们只会强调客观！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凡事总谈钱，总谈别人的优势，当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不是照样能打败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所以啊，在我看来完全是你们在思想上出了问题！”

    听得此说法，韩红星当即反驳：

    “以前我行的贷款不够放是不错，但年底还有额度放，可其他行一季度到底就已经不够放了，领导关注到这点了吗？行领导动员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时是不是说多完成任务多得工资，完不成任务就扣工资，你们谈的是不是钱？扣我们职工的是不是钱？为什么我们职工提出考核弊端时就不能谈钱，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呢？”

    趁着话匣子打开，韩红星继续道：“先辈们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和大炮，我们d行的员工就得在既没有考核工资又没有费用的情况下，在市场竞争中战胜那些既有考核工资又有考核费用的其他银行？”

    “移一座山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难！”花行长认为韩红星冥顽不化：“我堂堂d行哪样体制不先进？你员工不去适应体制，难不成还得体制适应你？”

    很快，话题又转到不良贷款方面，由花行长总结不良率越来越高的原因：

    一是放贷时把关不严，如果个贷客户经理工作认真、审查严格，完全可以将不良贷款拒绝在放贷之前；

    二是不良后清收不力，如果个贷客户经理对清收工作足够重视，就没有要不回的贷款；

    三是考核力度不够，没能及时制定惩处方案，将清收不良与工资紧密挂钩。

    又轮到韩红星发言时，着重是反驳花行长的观点：

    第一.贷前审查只能把关客户申请贷款时的状况，而每个客户的状况总在变化之中，就比如县里被抓的李书记，在位时如果到d行来办贷款，还有谁敢说他不符合放贷条件？可是后来出现了被抓的情况，如果他仍欠着贷款，就会形成不良，哪可能客户经理在办贷款时能审查出他日后会犯法，因而拒贷他？包括那些跑路的贷款客户，身份多为大老板，不泛我行的vip客户，哪想到会变成如今还不起贷款，连家都不敢回？因此，搞经营就有风险，放贷款必会出不良。

    第二.谈清收问题：能打通电话、见得了面的欠款人都答应还款，有一部分人就是在不停地催要下还了欠款，不过另外一部分人的确还不起钱，有时季度底为了完成催收任务，陈总情愿个人掏钱，借给那些还不起贷款的客户还款。这些能见到面的客户还给我们个清收的机会，那些跑路的人连公安部门都找不到，让我们到哪去找他们催要贷款！所以只能通过打官司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聘有律师专门打官司么，怎么还总不见不良贷款降下来？”听到这里，花行长插过话去问。

    “借钱不还的官司不用聘律师就能赢，可赢了官司还得申请执行，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拍卖后才能将不良贷款降下来。”韩红星回答花行长的提问。

    “那你们为什么不申请执行，对抵押的房产进行拍卖？”花行长追问。

    “这就牵涉到我行的体制问题。”韩红星谈自己的看法：

    “行里只肯发个“你好d行”给我们去跟法院打交道，却舍不得花一分钱费用，怎可能将执行、拍卖的事情办下来。”

    “申请执行是我的权利，法院替我们做这些事是他的义务，凭什么要将费用花给他们？不相信人民天下的法官胆敢不花钱就不办事！”花行长慷慨陈词。

    费用是敏感问题，d行的体制是根据基层行的经营业绩配发考核工资和费用额度，允许基层行在额度内处理费用，因此行领导动员大家努力挣考核工资时，总会说还能挣考核费用，等发考核工资时，员工们能拿到手的总少得可怜，那些考核费用更与员工们无关，都由行长想方设法将本该用于营销的费用往自己口袋里捞，所以，花行长听说得花费用，就等于说得让他掏钱才能将执行的事办下来，当然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不过韩红星才跟蔡法官打过交道，懂得其中的道道，便对花行长道：

    “法官当然不可能不花钱就不办事，不过，现在的官司太多，执行局的每位法官手上都有上百件待执行的案子，就算每十个工作日能执行一个，一年也只能办几十个，我们d行也不是人家法院的主管部门，凭什么就靠跟人家说‘你好d行’，人家就急你所急，立即替你将排在后面的案子执行下来！还有，真的执行案子时得蹲点、守候、追查当事人，得没日没夜扑在案子上，你至少得在人家法官替你办案时支付个交通费和加班费，哪样不用花钱！”

    “只听说打官司要花费用，还没听说过执行也得花钱，再说就是花钱，也没法走账！”花行长的口气是宁愿不执行也绝不可能错花一分钱。

    “这就是我们d行不良贷款越来越多的原因！其他行的贷款出现不良时，能设法请法院及时进行处置，是有增有减；我们行的不良贷款只重视打官司，遇到执行环节时公事公办，结果一个案子也结不了，是只增不减。”

    从花行长嘴里吐出“账没法走”这句话，让韩红星听得好笑，因为黄海d行的费用账多是假账，虽走账都按财务制度来，却根本就经不住推敲。就比如财务制度规定公务用车消耗的汽油可以凭发票报销，花行长便各处找汽油费发票来报销，将d行的费用转为他个人口袋里钱，以至于每年报销的汽油费达几十万，哪怕让行里的两辆公务车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天上飞，都用不完这么多汽油。

    许多事就这么奇怪，上面因贪腐抓得紧，吓得下面层层级级的干部们都不敢犯时髦性错误，连职工们在中秋节该享受的福利费也不敢发了，就怕为这等小事引出话来惹祸上身，一旦被查难保不受牢狱之灾，因此，情愿让职工们的利益受损，取消职工们应得的福利，以示干部们的清廉以及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

    可是，就在上面严令禁止公车私用的高压势态下，花行长虽不敢在下班时间用公车，却敢报销巨额汽油费，因为上面只将公车私用作为检查重点，却不检查公务车额外每年多消耗了多少汽油，干部们便可放心大胆地通过报销汽油费这种方式敛财。

    县里李书记的案子结了，定他贪腐三百多万，判了十多年。那些与他有染的女官员们要么顾及脸面绝不承认有这回事，要么成了屈于李书记淫威的受害者；一干买官、行贿的干部们大都有惊无险，受到的处理是降半级继续使用。